論列甯新聞思想的曆史貢獻及當代價值
——寫在列甯誕辰150周年之際
内容提要：本文評析了列甯新聞思想的曆史貢獻及其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發展曆程中的重要地位；闡述了列甯新聞思想對于我們把握黨的新聞事的性質定位、堅持把黨性原則作為黨的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堅持依靠群衆辦報的光榮傳統、認清資産階級新聞自由的階級實質，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做好社會主義經濟宣傳的重要現實意義。
關鍵詞：列甯、新聞思想、曆史貢獻、當代價值
作者簡介：鄭保衛，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澳门太阳集团9728网站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列甯是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論家，同時也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和報刊活動家。他一生的革命活動始終與其報刊活動形影相随，相輔相成。是波瀾起伏、艱苦卓絕的革命活動為他的報刊活動提供了廣闊的政治舞台，而豐富多彩、有聲有色的報刊活動則為他的革命活動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可以說列甯的新聞思想，是他整個革命思想和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列甯從當時正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前夜的俄國國情出發，依據自己運用黨的報刊指導創建集中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發動人民群衆開展革命鬥争、武裝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豐富實踐，就黨的新聞工作的性質功能、職責使命、行動原則、工作方法等闡述了一系列理論觀點，形成了他獨特的新聞思想。他創造性地為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将其推進到了蘇聯共産黨人新聞觀的曆史階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蘇俄化，這是他為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做出的重大曆史貢獻。
此外，列甯的辦報實踐與新聞思想對中國共産黨的黨報實踐與新聞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引領作用。特别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把列甯的新聞思想作為指針，有效指導了解放區的新聞工作。
在列甯誕辰150周年之際，研究他的新聞思想，了解其曆史貢獻，把握其當代價值，對于我們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做好當前新聞工作有着重要指導意義。
一、列甯新聞思想的曆史貢獻
列甯的新聞思想為列甯主義科學體系增添了理論成果，繼承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思想，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推進到蘇聯共産黨人新聞觀階段，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做出了曆史性貢獻，因而有着重要的曆史地位。
（一）為列甯主義科學體系增添了理論成果
列甯在領導俄國無産階級革命的偉大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前夜的俄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深入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規律，總結了無産階級同資産階級鬥争的新經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理論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即“列甯主義階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蘇俄化。
列甯主義，作為“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同馬克思主義一樣，被世界各國無産階級及其政黨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成為指導世界無産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科學理論，也成為指導世界無産階級和社會主義新聞工作的科學理論。列甯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理論，有着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而他的新聞思想，是基于其整個思想理論體系基礎之上形成的關于無産階級新聞工作的科學理論。列甯新聞思想的出現為列甯主義科學體系增添了理論成果，成為其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支撐列甯主義整個科學體系的重要内容。
列甯新聞思想的形成與列甯主義科學理論的形成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的。這一方面體現在，列甯始終在運用其科學理論指導無産階級報刊為創建集中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發動人民群衆開展革命鬥争、武裝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服務，這些都是使列甯主義基本理論運用于實踐并接受實踐經驗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列甯的一系列科學理論都是通過報刊宣傳,為廣大黨員和工人群衆所認知、接受和掌握，成為他們從事無産階級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的。
因此，我們研究列甯的新聞思想，要将其置于列甯在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這一新的時代背景下，為實現其政治目标，創造其科學理論，完成其曆史使命，對無産階級新聞工作性質功能、職責使命、行動原則、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新聞理論與實踐問題所作的思考和總結。換言之，列甯的新聞思想是列甯主義整個科學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繼承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思想
列甯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既是馬克思恩格斯革命事業及其科學理論的繼承者，同時也是其豐富者、創新者和發展者。他是俄國最早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之一，也是始終如一地在學習和踐行馬克思主義的傑出無産階級革命家，還是依據俄國現實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以及無産階級革命鬥争的需要，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探索者。
在人類曆史上，列甯以其特有的思想智慧和遠見卓識，基于對正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前夜的俄國國情的準确把握與透徹分析，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革命要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的理論推斷，提出了社會主義可以在經濟文化落後的一個或幾個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構想，并成功地在俄國進行了偉大實踐。他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動員和組織武裝起來的工人、農民、士兵發動武裝起義，建立無産階級政權，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探索出了一條經濟文化落後國家越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跨入社會主義的成功道路，為包括中國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封建制度下的落後國家指引了解放和發展的道路，這是他對人類社會發展和無産階級解放事業所做出的無以倫比的巨大貢獻。
在新聞領域，列甯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的基礎上，根據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運用黨報宣傳和服務黨的綱領路線、策略主張與中心工作的豐富實踐作了創新和發展，從而使得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思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能夠激發出理論活力，更加符合現時代的需要。
例如，“創辦政治機關報”就是列甯根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實際鬥争需要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這一提法最早見之于恩格斯1879年《緻倍倍爾》的信：“黨首先需要的是政治的機關報”（馬克思，恩格斯，1995:361）。恩格斯強調黨報的政治性質，當年他曾嚴厲批駁巴枯甯提出的“報紙要絕對放棄政治”的謬論，指出“絕對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張放棄政治的一切報紙也在從事政治。問題隻在于怎樣從事政治和從事什麼樣的政治”（馬克思，恩格斯，1965:449）。
列甯提出要 “創辦政治機關報”的主張是在《火星報》時期。1899年他在《我們的當前任務》《迫切的問題》等文章中多次提到要創辦“黨的機關報”和“全黨機關報”。1901年5月他在給《火星報》寫的《從何着手》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創辦政治機關報”的主張。他指出：“創辦全俄政治報應是行動的出發點，是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的第一個實際步驟，并且是我們使這個組織向深廣發展的綱。”他還進一步闡述說：“在現代的歐洲，沒有政治機關報，就不可能有稱得是政治運動的運動。沒有政治機關報，就絕對不能實現我們的任務——把一切政治上的不滿和進行反抗的分子集合起來，用他們來壯大無産階級的革命運動。”（列甯，1959:1-10）
在列甯看來，唯有創辦政治機關報才能領導群衆開展真正的政治運動，才能最終實現黨的目标和任務。後來，“創辦政治機關報”成為列甯新聞思想的核心觀點，并由此引申出了黨報要成為“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和黨報要堅持黨性原則等一系列重要觀點。
黨報要成為“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 也是列甯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他指出：“報紙的作用并不限于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軍.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列甯，1959：8）。列甯認為，一張政治機關報，其作用不應該僅限于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軍，而是要成為黨組織這個大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這一觀點的提出，使得無産階級對黨報功能和使命的認識有了更加形象全面的表述。
黨報要堅持黨性，也與列甯“創辦政治機關報”的思想有密切聯系。在列甯看來，作為一張政治機關報，必須把維護黨在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統一作為基本任務和根本要求。1905年，列甯針對當時黨内一些人背離黨的政治立場，在黨的出版物上公開發表“宣傳反黨觀點”的文章，采取與黨組織相對立立場的做法，在《新生活報》上發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強調“出版物應當成為黨的出版物”“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一切“無黨性”的現象都是不允許的。（列甯，1958:25）列甯明确而又堅定地反對那些背棄黨的立場的人，就是要從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純潔黨的隊伍，确保黨報這塊政治陣地不偏離政治方向。
這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直接使用過“報刊黨性”這個概念，他們通常是用“階級性”和“黨派性”來闡述黨報的政治立場與思想傾向。是列甯第一個提出了“出版物的黨性”的概念，并對其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述，形成了他完整的 “出版物的黨性觀”。這是列甯根據自己的辦報經驗所作的理論總結與概括，是他對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的創新和發展。
（三）使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發展到蘇聯共産黨人新聞觀階段
列甯新聞思想的形成，使得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得到充實發展，并由此進入到蘇聯共産黨人新聞觀階段。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發展到蘇聯共産黨人新聞觀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鮮明的時代性。
列甯的新聞思想是根據他所處時代俄國特殊的國情，在指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運用黨報宣傳和服務黨的綱領路線、策略主張、中心工作的豐富實踐基礎上形成的，因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這一特征主要體現在它的創新品質、鬥争精神和建設意識上。
“創新品質”，指的是列甯新聞思想始終體現出一種在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基礎上不斷創新的基本品質。
如前所述，列甯提出要“創辦政治機關報”是創新；提出“黨報要成為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是創新；提出“出版物的黨性”概念，要求黨報要成為“黨的出版物”，要“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以及提出要清除鼓吹“無黨性”的報刊工作者是創新；在《火星報》組建代辦員網，通過代辦員來發揮黨報作為“組織者”的作用也是創新；至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後領導黨和蘇維埃報刊實現工作重心戰略轉移，強化社會主義經濟宣傳更是一種全新的實踐和理論。可以說沒有創新就沒有列甯主義，也就沒有 “列甯新聞思想”。
“鬥争精神”，指的是列甯的新聞思想始終貫穿着一種黨報工作要堅持“不懈鬥争”的精神品質。
列甯的一生始終在從事發動無産階級革命，推翻封建反動統治，建立無産階級專政國家的偉大實踐。這其中，“鬥争”是個繞不開的命題，這既是他革命活動的主調，也是他報刊活動的主調。他要領導黨報揭露沙皇政府的專制制度，抨擊孟什維克的叛賣行為，批判黨内的錯誤思潮，清除黨報工作人員中的“無黨性”意識，批評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黨内的腐敗現象，以及社會上和群衆中存在的消極落後行為等等，這些都離不開“鬥争精神”。
因此，在他的新聞思想中有許多内容是闡述黨報作為黨的“思想武器”，應該如何以不懈的“鬥争精神”來揭露階級敵人，清除錯誤思想，抵制落後意識，消除社會惡習的。列甯領導的報刊毫不留情地揭露封建制度和一切反動派，孜孜不倦地批判錯誤思想和落後意識，堅持不懈地同各種社會惡習和腐敗行為作鬥争，充分地體現出了這種鬥争精神，反映出他報刊活動的獨特風格，也成為他新聞思想的鮮明特征。
“建設意識”，指的是列甯的新聞思想始終表現出一種黨報工作要為“建設黨”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服務的理論品質。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破”與“立”是對立統一的，有“破”就有“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如前所述，在列甯的新聞思想中，“鬥争”是主調，“鬥争”即為“破”，但“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應該是“立”。列甯的革命實踐和報刊活動實踐都說明，他的“破”，最終是為了“立”，他的“鬥争”，最終是為了“建設”，“建設”成為他始終如一的奮鬥目标。他要建設一個集中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要建設一個人們向往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他的人生追求、革命追求，也是他報刊活動的追求。
創辦《火星報》時期，列甯為了實現建黨目标，制訂了周密的行動策略和報道計劃。他要通過報刊來讓黨員和進步群衆了解到底要建設的黨是一個什麼樣的黨，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應該怎樣去為建設這樣一個黨努力工作。他把報紙比作“腳手架”，把準備建設的黨比作是将要建設的“建築物”，把黨員比作是“建築工人”（列甯，1959：8），大家都要為建黨添磚加瓦，做好工作。在列甯領導下，《火星報》出色地發揮了“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的作用，為布爾什維克黨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列甯新聞思想中的“建設意識”，在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無産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布爾什維克黨成為執政黨後，表現得更加明顯。
蘇維埃政權一建立，列甯立即領導了徹底改造舊制度留下的新聞出版事業，發展原先的黨和蘇維埃報刊，創辦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工作。新政權成立不久，他便先後簽署了關于報刊問題，以及關于給新聞出版部門調撥特殊貸款、國家統一管理廣告業務、征用資産階級印刷所、成立報刊特别法庭、由郵電部門統一出售蘇維埃出版物等一系列政府法令，并在黨和政府的會議上主持通過關于報刊工作的決議等，這就從物質上和政治上上為黨和蘇維埃報刊的鞏固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迅速建立創造了堅實基礎。
後來，随着新政權下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由革命鬥争向經濟建設的戰略轉移，列甯提出了新聞工作也要實現工作重心轉移，要“改變得适合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的要求”，要使報紙刊物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工具”（列甯，1958b：239）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發展指出明确方向。
除了以“建設者”的姿态領導創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指導黨和蘇維埃報刊實現工作重心戰略轉移之外，列甯報刊工作和新聞思想中的“建設意識”，還體現在他通過指導黨報黨刊，特别是以《經濟生活報》為代表的經濟類報刊的工作實踐，開辟了一條創辦社會主義經濟報刊，做好社會主義經濟宣傳的新路徑，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中所沒有的全新内容，這些内容大大豐富了他的新聞思想。
正是通過這一系列工作，以及在推進這一系列工作中所總結提煉的新聞思想，列甯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推進到了蘇聯共産黨人新聞觀階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蘇俄化，這是他在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方面的獨特曆史貢獻。
二、列甯新聞思想的當代價值
列甯的新聞思想形成于100多年前，已經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風雨曆程。今天我們加以回顧和總結，從理論上認識其理論價值及其曆史貢獻，感覺雖然已時代久遠，但卻曆久彌新，使我們能夠體會到它超常的學術活力，感受到它明顯的當代價值。
（一）把握黨的新聞事業的性質定位
學習列甯的新聞思想，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對黨的新聞事業性質的思考與定位，認識他是如何從總體上和實質上看待新聞工作、新聞傳播活動和新聞事業？換言之，就是要解決為什麼要做新聞工作和為什麼要辦新聞事業的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的核心問題。
前面談到列甯在創辦《火星報》時，反複強調要辦“全俄政治報紙”，要使黨報成為黨的“輿論陣地”“思想中心”，這些定位，決定了黨報的思想宗旨，使命任務和功能作用。
由此聯想到當年馬克思在籌辦《新萊茵報》時，也是主張要創辦一家能夠對全國産生影響的“大型政治報刊”，并把它看作是黨“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守和不應該放棄的“政治陣地”（馬克思，恩格斯，1995b：147）。顯然，馬克思和列甯對黨報基本性質的定位是一樣的。他們都從無産階級政黨的階級性質來定位黨的報刊的性質，強調要明确其政治定位。而這樣的性質定位成為世界無産階級政黨創辦黨報黨刊的共識，一百多年來一以貫之，作為一種傳統代代延續，傳承至今。
中國共産黨領導人在這一問題上也有高度一緻的認同。毛澤東把黨報定位為“重要武器”（毛澤東，1966：1181），鄧小平比作“思想中心”（新華社新聞研究所，1998：28），江澤民強調是黨的“耳目喉舌”（江澤民，1989年11月28日），胡錦濤說是黨的“宣傳資源”（胡錦濤，2008年6月20日），習近平視之為黨的“宣傳陣地”，（習近平，2016年2月19日），雖然表述方式不盡相同，但實質卻是一樣的。
這說明，從馬克思到列甯，再到中國共産黨領導人在對新聞事業性質的基本定位上有着明顯共識，都将其視為黨的政治思想和宣傳輿論陣地，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形勢怎樣變化都沒有改變。
（二）把黨性原則作為黨的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
黨性原則一向被看作是無産階級政黨新聞工作最根本的原則。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列甯第一個提出了“出版物的黨性”這一概念，并對其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述，形成了完整的黨報“黨性原則”理論，這是他在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方面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
列甯關于黨報黨性原則理論的主要内容包括：黨的報刊要成為無産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要成為社會主義這個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黨的報刊要成為黨組織的機關報，成為黨的工作機構；黨的報刊要接受黨的領導和監督；黨組織要加強對黨的報刊的領導；黨報要清除那些利用黨的招牌來鼓吹反黨觀點的人等。列甯的論述是我們認識和把握黨報黨性原則的基本理論依據。
列甯100多年前關于黨報黨性原則的論述，抓住了黨的新聞工作的根本，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需要我們牢牢記取并嚴格遵循。
中國共産黨幾代領導人，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都反複強調黨的新聞工作堅持黨性原則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明确而又嚴格的要求。習近平在2016年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把“牢牢堅持黨性原則”放在他提出的“四個牢牢堅持”的首位。
（三）堅持依靠群衆辦報的光榮傳統
依靠群衆辦報，是無産階級政黨報刊始終堅持的原則和傳統，當年馬克思在主編共産主義者同盟中央機關報《新萊茵報》時就确立了這一原則，并進行了成功實踐。馬克思創辦的《新萊茵報》建立了以同盟盟員和優秀工人為骨幹的通訊員網，并在報紙上大量發表讀者來信，開創了依靠群衆辦報的光榮傳統。後來各國無産階級報刊都堅持了這一原則，并用自己的實踐對其加以豐富發展，而在這方面列甯做出了重要貢獻。
列甯把依靠群衆辦報看作是黨和黨報加強和貫徹群衆性，密切同群衆聯系的重要形式和有效路徑。1900年他在《<火星報>和<曙光>編輯部聲明草案》一文中，談到建立獨立的全俄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時，就呼籲俄國的社會主義者，包括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每個小組，“都來報道一切有關運動的消息，都來發表自己的意見，提出自己對文章的意見，介紹自己的經驗，作出自己對社會民主黨的刊物的評價”，他認為“隻有在這個條件下，才可能真正建立全俄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列甯，1984：292）。
列甯在創辦《火星報》期間，除了從理論上闡述吸引群衆參加黨報工作的重要性之外，還對如何落實群衆辦報進行了周密思考和有效實踐，其中建立報紙代辦員網就是重要的一環。他強調要在報紙周圍建立統一的黨的地方代辦員網，而且對代辦員的工作職責和任務提出了明确要求。
《火星報》的代辦員不但在支持報紙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績，而且在保持黨組織同群衆的聯系，發展壯大黨的組織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列甯在創辦《真理報》期間，更是把發展壯大工農通訊員隊伍作為黨報工作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在列甯指導下，《真理報》建立起了龐大的工農通訊員網，為辦好報紙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報紙上經常刊登各地工農通訊員寄來的文章和信件，報道工人農民的生活狀況及反抗鬥争，反映他們的呼聲和要求，使報紙真正成了人民群衆的講壇，在工農群衆中享有很高威信，赢得了他們的信任，為後來的奪權鬥争奠定了牢固的群衆基礎。
為了使群衆辦報傳統能從思想上、組織上和制度上得到保障，1919年列甯給《真理報》下達了“組織工農通訊員運動”的任務；1923年《真理報》編輯部召開了第一屆全蘇工農通訊員運動大會；1923年4月，俄共（布）十二大通過了關于宣傳出版鼓動的決議，正式将建設工農通訊員隊伍列入黨的議事日程。這些舉措使得依靠群衆辦報成為俄國黨和蘇維埃報刊工作的一條重要原則和制度，為世界各國無産階級黨報黨刊提供了經驗，樹立了榜樣。
中國共産黨一向注重學習和踐行列甯的群衆辦報思想，延安時期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細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效。1942年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在總結黨報工作經驗時概括的“四性”中，第一個是“黨性”，第二個就是“群衆性”。而在毛澤東的新聞思想中，“群衆辦報”是其核心觀點。
如今在新時代條件下，習近平對新聞工作如何繼續踐行群衆辦報思想提出了許多指導性意見。他強調新聞工作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要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要堅持為群衆辦媒體和依靠群衆辦媒體。
（四）認清資産階級新聞自由的階級實質
“新聞自由”，是新聞學中的一個學術命題，也是新聞工作中一個經常需要面對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然而由于長期以來西方新聞自由觀與我們在基本認識上的對立與沖突，使得這個本來看似簡單的理論問題内含了許多複雜的政治因素。特别是一些人常常用“第四權利”“無冕之王”“媒體獨立”等觀點來标榜和美化西方新聞自由，攻擊中國新聞管理制度，曲解中國新聞自由狀況，這就使得新聞自由問題變成了一個“敏感”話題。
新聞媒體原本就不可能完全獨立于政治，因此要準确把握新聞自由的内涵與實質，離不開從階級方面加以分析與考量，更不能脫離現實的社會狀況和話語情境去觀察與思考。在這方面，列甯作出了重要理論貢獻。
1.高度評價新聞出版自由口号的曆史作用
列甯認為，資産階級提出的“新聞出版自由”口号作為人類文明的成果，既可以為資産階級所利用，也可以為無産階級所利用。他曾說過，出版自由從中世紀末到19世紀在全世界成了“偉大的口号”，因為當時這個口号“反映了資産階級的進步性，即反映了資産階級反對僧侶、國王、封建主和地主的鬥争”（列甯，1958c：492）。
列甯沒有簡單地排斥和否定新聞自由，而是強調無産階級也要争取新聞出版自由。他明确指出：“不吸引群衆參加争取共産主義報刊出版自由的革命鬥争，就不可能準備實現無産階級專政。”（列甯，1958d：82）正因為此，1896年他在獄中寫《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時，将出版自由列入黨綱第三章第四節，并且始終在為争取無産階級新聞出版自由而努力奮鬥。
2.認識新聞自由需要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
列甯認為，認識新聞自由問題的關鍵是要看是誰，是在什麼情況下提出和使用這一口号，而且要“弄清楚是什麼樣的出版自由？為了什麼？為了哪一個階級？” 1921年8月5日，列甯在給格·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批評了他提出的要給資産階級報刊出版自由的觀點，指出不要把出版自由看作是一種“絕對的東西”，而應該采用“一般階級評價”的方法，認識出版自由的階級實質。他認為，“出版是政治組織的中心和基礎”，因此，在階級社會中，出版自由總是成為一定階級“手中的武器”（列甯，1958c：491-495）。
3.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自由實質上是資本控制下的自由
正是基于階級分析的方法，列甯比較了資産階級新聞自由和無産階級新聞自由的根本區别，揭露了新聞自由的實質，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新聞自由是被資本控制和為資本服務的自由。
1917年11月列甯在《關于出版自由的決議草案》中明确指出，資産階級新聞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報紙的自由，就是由資本家霸占一切報刊”，而無産階級新聞自由“就是使報刊擺脫資本的控制，把造紙廠和印刷廠變成國家的财産。”（列甯，1958e：264）
而此前，1917年9月列甯在一篇關于出版自由問題的文章中，更是一針見血地揭露了資産階級通過自己擁有的資本經營報紙，控制作為報刊經濟命脈的廣告，進而控制輿論的奧秘。他指出：“出版報紙是一種有利可圖的資本主義的大企業。富人把幾百萬幾百萬盧布投入這種企業。資産階級社會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每天發行數百萬份報紙來系統地不斷地欺騙、腐蝕和愚弄窮人——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群衆。”
在這篇寫于十月革命勝利前的文章中，列甯已經謀劃了即将成立的社會主義政權保障人民群衆新聞自由的路徑和辦法：一是“對報紙上的所有廣告實行國家壟斷”，二是“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紙張拿來公平地分配”。這兩個辦法一是堵住資本家通過經營報紙控制輿論的門路，二是确保人民群衆擁有出版報紙的物質條件。列甯還設想要給蘇維埃國家、以及“兩個首都獲得10--20萬張選票的大黨”，和“比較小的黨以及任何一個有一定數量的成員或有某些人簽名的公民團體”（列甯，1958h：365-370）提供印刷所和紙張，讓他們自由地出版報刊。
蘇維埃政權一建立，列甯立即領導了徹底改造舊的新聞出版事業、發展黨和蘇維埃報刊，以及創辦各類社會主義報刊的工作，以便從物質上和政治上來确保人民群衆能夠擁有新聞自由。按照列甯的設想，十月革命勝利後在繼續發展黨和蘇維埃報刊的同時，允許包括孟什維克在内的一些資産階級報刊繼續出版，然而這些報刊在十月革命勝利的當天就與國内外反動勢力相勾結，猛烈攻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于是列甯不得不立即頒發報刊法令，取締了這些與蘇維埃政權相對立的資産階級報刊。
列甯還設想，“在新秩序（1）确立之後，政府對報刊的各種幹預将被取消。到那時候，報刊将按照這方面所規定的最廣泛、最進步的法律，在對法院負責的範圍内享有充分自由。”（真理報，1917年11月10日）指平息由帝國主義國家支持的國内反動分子叛亂，恢複正常社會秩序之後。
從列甯關于新聞自由問題的一系列論述中可以看出，他通過階級分析的方法，揭露了資産階級新聞自由的内涵及實質，并且規劃了實現無産階級新聞自由的路徑和方法。列甯的這些觀點雖然已經時代久遠，但是對我們認識當下高度壟斷化背景下的西方新聞自由依然很有啟示。
（五）創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宣傳
十月革命勝利，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後，黨和蘇維埃政權所面臨的最重要任務，就是要使國家的一切工作迅速由“奪取俄國”轉向“管理俄國”和“建設俄國”的方向上來。在新聞領域，就是要建立起嶄新的，能夠适應新政權建設需要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使黨和蘇維埃報刊盡快适應形勢變化的需要，實現工作重心戰略轉移。
為此，首先列甯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對新政權下創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作出規劃，盡快組建起以黨和政府機關報為主體，包括專業報刊、行業報刊和群團報刊在内的較為完整的新聞傳播體系，以便為以後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其次，列甯領導黨和蘇維埃報刊開始實行工作重心戰略轉移，使其從根本上改變過去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将宣傳報道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宣傳上來。1918年3月，他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的初稿中，第一次提出了要把黨和蘇維埃的報刊“由主要報道政治新聞的工具，變成對人民群衆進行經濟教育的重要工具”（列甯，1958b：186）。不久，在這篇文章的定稿中，列甯明确提出：“報紙刊物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列甯，1958b：239）。
列甯在提出報刊工作重心轉移，和确定社會主義時期黨和蘇維埃報刊性質任務的基礎上，還就如何實現這種轉移，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宣傳發出指示，提出建議和要求，這些指示和意見構成了他的經濟宣傳思想。
列甯的經濟宣傳思想内容十分豐富，包括社會主義報刊必須把生産宣傳放在首位，要善于從政治上說明經濟，經濟宣傳要有切實的經濟内容，報刊要在組織經濟競賽中發揮作用，要善于運用典型和實例開展經濟宣傳，要善于運用表揚和批評兩種形式對群衆進行經濟教育，各級領導機關要善于運用報刊來指導經濟工作等。
為了更好地指導經濟宣傳工作，列甯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便領導創辦了專門的經濟類報紙《經濟生活報》，并撰寫了《生産宣傳提綱》一文，提出了一系列做好經濟宣傳的措施，從理論上為社會主義經濟宣傳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列甯格外強調各級領導，特别是主要領導要重視經濟宣傳，學會運用報刊來指導經濟工作。他本人每天都閱讀大量報刊工作通訊和讀者來信，從中找典型，抓問題，對一些具有普遍意義和帶有傾向性的問題提出處理意見，擴大宣傳效果，指導經濟工作，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工作的開展。
三、結語
通過以上梳理和論述可以看出，列甯新聞思想的形成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征。唯有基于這一認識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始終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武器和鬥争旗幟的列甯，會提出一系列有别于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的觀點。例如他提出要創辦黨的政治性機關報，是為建設一個集中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服務；他強調黨報作為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的功能，是為組織動員廣大民衆投身革命鬥争服務；他提出黨報要堅持黨性原則，接受黨組織的領導和監督，是為維護黨在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統一服務；他要求黨報緊密依靠群衆，實現群衆辦報，是為無産階級勞動大衆服務；他領導取得政權後的黨和蘇維埃國家創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實現工作重點由報道政治鬥争向報道經濟建設的轉移，做好社會主義經濟宣傳，是為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服務，等等。
事實說明，列甯正是基于俄羅斯的現實國情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曆史使命，創造性地發展了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領導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俄國通過人民武裝起義奪得了政權，建立起了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列甯的新聞思想也正是他在領導黨的報刊為實現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綱領和鬥争策略提供宣傳服務和輿論支持的過程中，對黨的新聞工作所作的經驗總結與理論思考。
正因為列甯新聞思想是誕生在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新聞理論成果，因此更加适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封建制度國家無産階級政黨的鬥争需要，成為指導這些國家無産階級政黨報刊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
毛澤東當年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準确表述和深刻闡釋了列甯主義對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無産階級革命的重大意義。換言之，中國共産黨和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的旗幟引領下，赢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無産階級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而由于在國情黨情，特别是在黨所肩負的使命任務上的相似性與接近性，中國共産黨人在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更多，或者說更直接的是學習和運用列甯主義的基本原理及相關理論，并以其為基礎進行創新發展的。
在新聞領域也是這樣，中國共産黨從一成立起就在共産國際指導下，按照列甯的辦報經驗和新聞思想創辦黨報黨刊，指導新聞工作。特别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更是明确提出了“依照列甯的精神去工作”的要求。
毛澤東是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時提出這一要求的。當天，到場的幹部收到一本中宣部發的題為《宣傳指南》的小冊子，裡面有四篇文章，毛澤東在講話中勸大家要“多看幾遍”。他特别提到的第一篇，是從《蘇聯共産黨（布）曆史簡要讀本》上摘下來的一段介紹列甯怎樣做宣傳的文章。他強調大家要學習列甯同熟悉情況的同志商量，做好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說：“我們是贊成列甯的嗎？如果是的話，就得依照列甯的精神去工作。”（毛澤東，1983：85）
兩個月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解放日報》實行改版，4月1日報紙發表了題為《緻讀者》的改版社論，檢讨以往工作，總結經驗教訓，闡述黨報工作的“四性”理論，即“黨性、群衆性、鬥争性、組織性”，提出改版的目的就是要使報紙成為一張“真正戰鬥的黨的機關報”。當天的報紙還發表了《怎樣辦黨報 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的通知》《列甯論黨報》《聯共黨史記真理報》《聯共八次大會關于報紙的決議》四篇有關列甯和蘇聯共産黨辦報經驗的文章，介紹了列甯關于新聞工作的一些重要觀點。
在《列甯論黨報》一文中引了列甯的著名觀點“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這一觀點成為中國共産黨新聞工作的重要指導思想，當天《解放日報》的改版社論也是以這句話開頭的。此前，在中宣部相關文件和黨報黨刊相關文章中，這一觀點就已被多次提及。例如1929年9月1日《布爾塞維克》刊載的《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戰線———列甯論黨的組織》和1930年5月10日《紅旗》刊載的《黨員對黨報的責任》。
在《聯共黨史記真理報》中引了列甯的“日報的宣傳和鼓動應當帶着真正的共産主義的性質。在黨領導下的一切機關報都應當由可靠的對無産階級革命事業表現了忠誠的共産主義者來擔任編輯”和“一切定期的和非定期的出版物……都應當完全服從于黨的中央，不論黨整個地在該時期内是合法的抑或非法的，它都不容許那些濫用自治制度而執行不完全符合黨的政策的出版品”等觀點。
在《聯共八次大會關于報紙的決議》（1919年3月）中，引了決議中提到的要求地方組織應“立即采取方法來健全黨報和蘇維埃報紙，大會促使同志們記着：報紙是宣傳、鼓動、組織的最有力的工具，不可替代的影響最廣大民衆的手段”，以及大會強調的“沒有很好的報紙就不能有健全的堅強的黨和蘇維埃建設，大會向一切黨的組織提議選拔最堅定、努力和忠實的工作人員來為報紙服務”等觀點。
報紙上介紹這些辦報經驗和新聞觀點，是為了讓大家更好地學習，這說明當時《解放日報》改版和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新聞工作，非常明确地把列甯新聞思想和蘇聯辦報經驗作為指導性文獻。
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後，中國共産黨明确确定了新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并且采取“一邊倒”做法，成為以蘇聯為首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同時把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确定為黨的和國家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并将其寫入憲法和黨章。這說明，雖然列甯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但由于長期來中國共産黨主要是以列甯的思想理論和鬥争經驗作為黨的工作指南，因此，列甯和列甯主義對中國共産黨有着特殊影響和重要地位。
在新聞領域，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同樣把列甯主義同馬克思主義一起作為思想指南，特别是格外重視把列甯新聞思想和蘇聯辦報經驗作為作為工作指導。20世紀50年代初，《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都派出人員到蘇聯專門學習《真理報》、塔斯社和國家廣播電台的經驗，回來後三家單位都将學習總結的蘇聯經驗編寫成書，作為學習材料。1955年建立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請蘇聯專家指導幫助教學，講授列甯新聞思想和蘇聯辦報經驗，以及新聞理論與實務課程。當時中央編譯局還翻譯出版了蘇共中央黨校新聞教研室編寫的新聞學教材，其中主要内容是介紹列甯辦報經驗和新聞思想。這些做法使得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我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和新聞教育能夠有所依托，有所參照，有所借鑒，得以迅速起步。但在以後的學習過程中出現了僵化教條傾向，産生了一些負面效果。
後來，由于時任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20大發表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中國同蘇聯兩黨和兩國關系逐漸惡化，使得我國新聞界學習列甯新聞思想和蘇聯辦報經驗的活動受到幹擾。而1991年蘇聯解體後，我國新聞界研究和學習列甯新聞思想的活動再度受到影響。
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進入低潮後，中國共産黨始終高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短短幾十年時間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科技、軍事等諸多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在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上更加自信，更加具有政治定力。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
值此列甯誕辰150周年和《火星報》創刊120周年之際，我們回顧列甯的報刊活動，總結他的辦報經驗，學習他的新聞思想，對于我們深刻認識和正确理解黨報的性質功能、使命任務、指導方針、工作傳統，進一步做好當前新聞工作，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深化改革與融合發展有着重要意義。但願此文能夠為讀者深入學習和研究列甯新聞思想提供一些思路和參考。
（1）指平息由帝國主義國家支持的國内反動分子叛亂，恢複正常社會秩序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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