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領導人，以及以陸定一、胡喬木等為代表的黨的新聞宣傳工作領導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創造性地将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新聞思想同當時中國共産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實踐相結合，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并使其實現了從“自在”階段到“自為”階段的跨越。

（一）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的産生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由于當時中國和蘇聯在意識形态與鬥争環境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馬克思主義在傳入中國之初便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現象。主要體現在黨内部分同志背負過于沉重的曆史包袱，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層出不窮，工作中的無的放矢、削足适履、唯蘇聯經驗是從等問題嚴重。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産黨人意識到絕不能盲目、教條地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而必須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中國共産黨人開始依據中國國情，對當時我們黨所面對的一系列無産階級革命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新闡釋，由此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探索進程。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拓者，他基于對中國革命進程及社會現狀的考量，于1938年在中國共産黨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他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産黨人要學會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1］。自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中國共産黨人始終不渝的探索目标。特别是在整風運動中，中國共産黨人自覺地運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等中國共産黨領導人的理論和思想來統一認識，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取得成效，在指導實際鬥争及各項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新聞領域，中國共産黨人也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時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新聞研究室主任的李維漢，在《關于宣傳戰與揭露》一文中明确提出，宣傳戰的戰略原則之一就是要嚴守馬列主義立場，并要靈活地将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的具體實踐中^［2］。這是将馬克思主義運用到具體新聞宣傳實踐中的一種嘗試。而1942年毛澤東親自指導的《解放日報》改版工作，則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一個典型案例。在毛澤東的指導下，《解放日報》按照報紙要增強黨性和更好地為邊區人民服務的目标實行改版，大膽破除了原先一些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舊框架，從内容到形式都作了重大變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國共産黨人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積極轉變觀念，逐步厘清對新聞宣傳工作的科學認識，使得中國共産黨的新聞思想在這一時期不斷豐富發展,為推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積蓄了理論力量。

（二）豐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理論内涵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推進與中國共産黨新聞理論與實踐的探索須臾不可分離。在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新聞思想以及共産國際綱領的指導下，在繼承自身以往辦報傳統和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共産黨人積極探索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中國的實現路徑，并使其理論内涵日臻豐富。例如，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人針對報紙的功能和作用這一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豐富的本土化探索。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在其社論《緻讀者》中列舉了列甯的“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鼓動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以及斯大林的“報紙是我們最銳利和最有力的武器”等觀點。随即社論對上述觀點進行了本土化闡釋——報紙要想成為集體的宣傳者、鼓動者、組織者和銳利的武器，必須“貫徹着堅強的黨性”“密切地與群衆聯系”“洋溢着戰鬥性”“根據黨的方針倡導各種群衆運動”^［3］。由此不難發現，中國共産黨人對黨報功能和任務的論述，是基于中國共産黨具體新聞實踐所進行的思想總結和理論升華，是中國共産黨人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同黨報實踐相結合的智慧結晶，彰顯出鮮明的中國特色。

此外，延安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和新聞宣傳部門負責同志根據革命戰争形勢和新聞宣傳工作實際需要，深刻闡述了如何借助新聞宣傳手段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團結群衆開展鬥争，以及建設并鞏固根據地政權等一系列問題，并就如何堅持新聞事業黨性原則、采用靈活多樣的宣傳方式、建立新聞界統一戰線、堅持為人民服務等新聞宣傳領域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本土化闡釋。由此可見，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人雖然吸收和借鑒了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些觀點，但其核心思想是基于自身實踐的原創性内容。正如彭真所說：“毛主席在中國的許多東西，馬克思也是沒有講過的。”^［4］

（三）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由“自在”階段推進到“自為”階段

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5］縱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演進過程不難發現，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産黨人結合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不同曆史階段的實際需要逐步推進和不斷創新，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由“自在”階段向“自為”階段的演進與轉變。“自在”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始于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初期，而“自為”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則始于1938年中國共産黨的六屆六中全會。

早在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初，黨的各項工作就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統領，新聞宣傳戰線也是如此。但不論是黨的領導者，還是黨報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認識都經曆了逐步深入和提高的過程。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後至黨中央遷入延安前的這一階段，中國共産黨人對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認識尚處于抽象、模糊的狀态，對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理論探索也是片面、零散的，當時具有一定理論自覺的隻是一小部分人。因此，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尚處在“自在”階段。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真正上升至“自為”階段，即成為全黨的新聞宣傳指導思想是在延安時期。在整風運動深入開展的背景下，以《解放日報》改版為主要标志，新聞界邁出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重要一步。在此期間，中國共産黨人确定了黨報在宣傳、鼓動、組織方面的獨特功能，提出了“全黨辦報、群衆辦報”的指導方針，并且進行了文風改造——提倡新文風、反對黨八股等。此外，中國共産黨人還積極利用黨報黨刊揭露國民黨内戰陰謀、推進根據地政權建設、宣傳黨的土地改革主張及各項政策等。這一系列理論與實踐探索不僅使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得到進一步完善，而且還培育了黨報工作的許多優良傳統。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過程，是在當時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的鬥争實踐中曲折發展并不斷升華的。在此期間，中國共産黨人開展了一系列新聞理論探索和實踐改革，在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過程中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人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同新聞宣傳工作實踐相結合的理論自覺，标志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開始上升到了“自為”階段。而這一轉變，恰是延安時期以毛澤東新聞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的發展和成熟所促成的。

延安時期，我國無産階級新聞理論的建構主要體現在毛澤東新聞思想逐漸成熟、黨報理論基本範疇得以确立和新聞學術研究初步展開等幾個方面。這些因素使得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下的無産階級新聞理論品格基本形成，進而構建了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獨特的理論框架和知識體系，為無産階級新聞理論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

（一）毛澤東新聞思想走向成熟

中國共産黨在延安的13年，是黨内許多重要新聞思想孕育并逐漸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澤東新聞思想。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傑出領袖，同時還是一位卓越的馬克思主義報刊活動家和新聞工作者，豐富多彩的新聞宣傳實踐始終貫穿于毛澤東革命生涯的全過程，成為他一生波瀾壯闊的革命鬥争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新聞思想的演變可劃分為萌芽期、探索期、發展期、成熟期四個階段。從1918年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到1935年長征結束到達延安，這一時期是毛澤東新聞思想的萌芽期；1938年，中國共産黨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标志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啟動，也标志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開始，這段時間是毛澤東新聞思想的探索期，也是其新聞思想的第一次飛躍期；1942年，毛澤東親自指導《解放日報》的改版工作，這标志着毛澤東新聞思想進入深化發展時期；1948年，毛澤東發表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則是毛澤東新聞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由此可見，延安時期是毛澤東新聞思想深化發展并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毛澤東在借鑒中國資産階級民主主義辦報思想基礎上，繼承并發展了世界無産階級的辦報傳統，并創造性地将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新聞思想同中國共産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實踐相結合，回答了如何運用新聞宣傳和輿論手段開展革命鬥争，以及為建設根據地人民政權和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提供輿論支持的問題，形成了他獨特的新聞思想。延安時期，毛澤東對黨的新聞工作傳統與經驗的總結和概括，内容豐富、思想深刻、實踐性強。深入研究延安時期毛澤東的新聞思想，有助于我們學習和了解無産階級新聞理論的基礎性内容，認識并掌握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工作原則和優良傳統。

（二）黨報理論基本範疇得以确立

牢牢堅持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是曆屆黨的領導人都十分強調的黨報工作的原則性問題。中國共産黨人早在延安時期就明确提出“報刊的黨性”這一理論命題，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突破性的創新，确立了以“四性一統”為框架的黨報理論基本範疇，并付諸實踐。

堅持黨性原則、堅持黨管媒體的理論，初步形成于20世紀40年代。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共産黨根據革命鬥争的需要，在新聞界開展了思想整頓和黨報改革，這成為中國共産黨黨報理論形成的催化劑。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為此次改版專門發表了題為《緻讀者》的社論，首次總結了黨報所應具備的四種重要品質，即黨性、群衆性、戰鬥性和組織性，社論還将是否具有這“四性”，作為判斷黨報是否稱得上“真正戰鬥着的黨的機關報”的必備條件。自此，“四性一統”成為黨報理論的基本範疇和指導性觀點。而1948年毛澤東發表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談話，以及劉少奇發表的對華北記者團談話，則标志着中國共産黨黨報理論已經走向成熟。

由此可見，中國共産黨的黨報理論是在延安時期整風運動和黨報改革的經驗總結中初步形成的, 可以說是在借鑒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新聞思想的基礎上，獨立思考與理論探索的結晶，是中國共産黨人對自身新聞工作實踐經驗的高度提煉與理論升華。我國無産階級黨報理論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同中國共産黨新聞宣傳工作具體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緊緊圍繞黨報如何發動群衆、組織鬥争、領導革命、指導工作等重大時代課題予以獨創性的回答。中國共産黨人對無産階級黨報理論的深入探索，對确定黨報在黨的工作中的基本角色與性質定位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同時也為推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為無産階級新聞理論的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

（三）新聞學術研究初步展開

黨中央遷入延安，建立了中央根據地和陝甘甯邊區政府，為黨的新聞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物質條件，也為中國共産黨新聞學術研究創造了良好社會環境。延安中央研究院新聞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中國共産黨人對新聞學術研究的探索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新聞學術研究及其成果不僅體現在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批示、題詞，以及黨中央和中央宣傳主管部門制定的一些相關文件中，還體現在一些黨報工作領導者和一線采編人員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中，這些文獻和理論成果内容豐富、邏輯貫通，并且具有一定學理價值，初步建構起無産階級新聞學的理論框架和知識體系。

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人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共産黨新聞工作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黨的新聞宣傳工作進行了許多學理上的探索，其中對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基本特征和規律，以及黨報的性質功能、運行規則、工作原則、策略方法等問題的概括與闡釋，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中最具理論價值的内容。這些理論成果不僅體現了延安時期黨的領袖群體和知識分子群體對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的理論思考，也顯示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人的新聞學術理性，初步勾勒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無産階級新聞理論的研究範疇與路徑，奠定了無産階級新聞學的理論基礎，同時也為今天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理論與知識體系，推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深化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本土化資源。

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其思想理論的開放性，它始終堅持在傳承以往傳統和經驗的基礎上，用新的理論與實踐成果充實自身。實踐表明，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新聞思想始終是闡釋黨的新聞工作理論與實踐、規範新聞工作者思想與行動的準則和依據，是新時代背景下學習和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聞輿論重要論述的源頭活水，也是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促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改革發展的思想指南。

（一）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提供認識論和方法論指導

“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産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6］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新聞思想，是中國共産黨人對當時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實踐的科學總結，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同中國共産黨新聞宣傳工作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代産物。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論，它揭示并反映了無産階級新聞工作的一般規律，闡明并總結了無産階級新聞工作的普遍性特點，具有深厚的理論内涵。其中一些基本原則至今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成為新聞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根基，為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提供了認識論和方法論指導。例如，早在延安時期就已确立起來的以“實事求是”為基礎與核心的“新聞必須真實”的理論觀點，就貫穿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的全過程。1938年，毛澤東首次提出“實事求是”的概念。1941年，他又對“實事求是”的内涵進行了深入闡釋，不僅賦予其科學的含義，并在此基礎上完善了其理論形态。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的洗禮，“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新聞戰線得到了高度重視和不斷發揚。延安時期《解放日報》先後發表社論《宣傳唯物論》《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些》《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新聞必須完全真實》等一系列文獻，都對新聞宣傳工作中“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新聞真實的理論觀點作了深刻闡釋，這個重要的唯物主義新聞觀點，至今仍然是黨的新聞工作始終牢牢堅持的根本原則。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産黨新聞事業蓬勃發展的關鍵時期，黨内一些重要的新聞思想在這一時期形成、發展并得以不斷完善，成為黨報工作的思想理論基礎。在此期間，中國共産黨人所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衆、堅持黨性原則、維護新聞真實、嚴守宣傳紀律等重要思想觀點，至今依然是新聞工作者做好新聞輿論工作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

（二）為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提供實踐指導

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的理論原理和工作原則不僅是學理上的重要成果，也是大量新聞宣傳工作實踐經驗的智慧結晶。這些理論成果和經驗總結，不僅有效地指導了當時我國革命鬥争和根據地政權建設過程中的新聞宣傳工作，而且對新中國成立後黨的新聞宣傳工作也産生了深遠影響，提供了實踐指導。例如，中國共産黨在長期新聞宣傳工作實踐中總結出的關于典型宣傳的傳統與經驗，就為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提供了方法論指導。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典型宣傳極為重視，他指出要“通過典型宣傳報道鼓舞前線、後方士氣”“通過典型宣傳樹立旗幟”^［7］。

延安時期，典型宣傳不僅在理論上得到了闡釋，而且在實踐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從《解放日報》報道農民勞動模範吳滿有開始，在解放區新聞界掀起了一股典型宣傳報道的熱潮。據統計，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報》報道的典型人物就多達600人。自此，這一寶貴經驗被傳承了下來，并對後來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産生了重要影響。從延安時期對典型宣傳的經驗總結，到新時期中國共産黨人對“以正面宣傳為主”方針的理論闡釋，說明這一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符合社會主義新聞工作規律，對做好新時代新聞輿論工作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曆史和實踐證明，延安時期我們黨所積累和總結的許多新聞宣傳工作經驗與成果，符合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實際，反映和揭示了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的基本特點及一般規律，因而為日後黨的新聞事業所繼承。對此，我們需要認真學習，努力傳承，并不斷用新時代新聞工作總結的新經驗、新成果去充實、豐富和創新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推動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再上新台階。

（三）為新時代新聞輿論工作提供理論來源

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新聞思想，是中國共産黨對當時無産階級新聞宣傳工作實踐所進行的理論總結與概括，具有繼承傳統和開拓創新的重要意義。這一時期形成的黨報工作“四性一統”理論和黨報“為人民服務”命題，作為一種基礎性和原理性觀點，成為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的核心内容與思想精髓。這些理論觀點與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闡釋和強調的“黨媒姓黨”“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等理論觀點源流交彙，相互貫通，是我們學習和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聞輿論重要論述不可或缺的來源與依據。

延安時期确立的新聞工作黨性原則，成為後來我們闡釋黨報工作性質地位及方針原則的基本依據，也成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聞輿論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确強調“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并且把“牢牢堅持黨性原則”放在他提出的“四個牢牢堅持”的首位^［8］。實踐和曆史經驗表明，堅持黨媒姓黨、堅持黨管媒體和堅持黨性原則是确保我國新聞事業始終堅持正确政治方向，完成黨和人民所賦予的職責和使命的重要前提。我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聞輿論的重要論述，可以從延安時期黨的新聞思想中找到根源、依據和力量，同時也可以加深我們對新時代堅持并深化黨管媒體原則及恪守新聞工作黨性原則的理解，并且在繼承和發揚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傳統的基礎上，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特色鮮明、内涵豐富、科學有效的新思想新觀點新判斷來加以充實和豐富，以适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

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人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指引下，緊密結合中國革命鬥争現實和黨的新聞工作實際，開展了豐富的新聞實踐探索和科學的新聞理論總結，為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注入了豐富内容，促使它不斷走向成熟，在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同時也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新的曆史進程。總結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的源流及變遷不難發現，它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論教條，而是不斷與時俱進、廣采博取的新聞觀念和新聞工作方法論。

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新聞思想，對推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曆史地位及當代價值需要我們全面總結和深刻認識。如今，面對新時代急劇變化的國内外形勢和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所肩負的新的曆史使命與時代責任，我國新聞工作者如何傳承好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新聞思想，是一個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依據世情、國情、黨情和社情的變化，認清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堅持在實踐中學習、傳承與創新。這是一個充滿艱辛與挑戰的過程，但也将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實現新的曆史性飛躍的必由之路。

注釋：略。

作者：鄭保衛，澳门太阳集团9728网站特聘君武榮譽教授，澳门太阳集团9728网站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張喆喆，澳门太阳集团9728网站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