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70年前的今天，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同志，在西南新聞工作會議上就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的性質任務、功能作用、工作原則、策略方法等一系列基本問題作報告。今天，重溫這篇報告，可以發現其對于當下傳承好黨的新聞工作的曆史傳統和寶貴經驗，深入學習和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将起到重要的引領作用。

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産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産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他的一生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新聞宣傳領域，鄧小平也有着豐富的實踐經曆和重要的理論貢獻。他青年時代就開始從事革命報刊活動，一生都與報刊和宣傳工作結緣，報刊成為他從事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手段和武器。而在其報刊與宣傳工作實踐中，他不斷積累總結經驗，進行理論思考，逐漸形成了他的新聞思想。

本文探讨的是鄧小平1950年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時在西南新聞工作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該報告既是他對以往報刊宣傳工作的經驗總結，也是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形勢下對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性質任務、功能作用和原則方法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理論思考。這篇形成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新聞論述，稱得上是他後來新聞思想逐漸深化和完善的奠基之作。

報告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論内涵

1950年5月16日鄧小平在西南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發表時全文僅三千多字，但其内涵十分豐富，涉及了新聞宣傳工作的性質任務、功能作用、工作原則、策略方法等一系列基本問題。

一、筆杆子很重要

報告開篇第一句話是“拿筆杆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可謂“開宗明義”。這是一次工作會議，參會者都是西南局及所屬各省市黨政機關領導幹部和新聞宣傳部門負責人。鄧小平說話直截了當、幹淨利落，上來就明确了報告的主題：如何用好“筆杆子”。接着他說，“實現領導最廣泛的方法是用筆杆子”，并說“用筆領導是領導的主要方法，這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①。

毛澤東一生革命，靠的就是“兩杆子”：槍杆子和筆杆子。運用筆杆子（報刊）指導鬥争、指導工作是毛澤東對領導幹部提出的要求。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在陝甘甯邊區文化教育工作座談會講話中，就談到報紙是“反映和指導政治經濟工作的一種武器”，他要求黨委的同志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的手裡，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反映政治、軍事、經濟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個武器，組織和教育群衆的一個武器”②。

而在1948年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他又提出要“充分地利用報紙。辦好報紙，把報紙辦得引人入勝，在報紙上正确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通過報紙加強黨和群衆的聯系，這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則意義的問題”③。

鄧小平把毛澤東的觀點作為立論的依據，正是基于這一認識，他強調“筆杆子重要、新聞工作重要”，并且指出，不懂得用筆杆子，這個領導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這是他對黨政機關領導幹部和新聞宣傳部門負責人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報告中最核心的觀點。

強調筆杆子重要，新聞工作重要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也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鬥争中所積累的經驗和所形成的傳統。讓黨政機關領導幹部和新聞宣傳部門負責人了解這一傳統，認識這一觀點，對做好新聞宣傳工作意義重大。

接着，鄧小平比較了領導工作常用的“開會”做報告方法的局限性，認為“到會的人總是少數，即使做個大報告，也隻有幾百人聽”，而“用筆寫出來傳播就廣”。他還特别強調，在拿筆杆子中，“作用最廣泛的是寫文章登在報紙上和出小冊子，再就是寫好稿子到廣播電台去廣播”。

當時，中國共産黨剛取得政權不久，黨政部門的領導很多都來自部隊，長期拿的是“槍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對新聞工作也不大了解，因此鄧小平用“筆杆子”這一形象比喻和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講述新聞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獨特優勢，幫助他們認識“出報紙、辦廣播、出刊物和小冊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聯系實際，緊密結合中心任務”，這在貫徹實現領導意圖上，要“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廣泛，作用大得多”。

二、黨委要善于運用報紙、領導報紙

幫助領導機關、領導同志認識到“筆杆子重要”，這僅僅是第一步，而要真正解決用好“筆杆子”的問題，還須克服幹部隊伍中存在的“不會寫，怎麼辦”等思想顧慮，解決好如何“善于運用報紙、領導報紙”的問題。為此，鄧小平強調“辦好報紙的前提在領導”。唯有領導機關和領導同志重視，并且帶頭參與和支持新聞工作，才能運用和領導好新聞工作。

針對一些領導同志以“不會寫，寫不了”，或者“沒有功夫”等理由不願意寫文章的情況，鄧小平分析說“寫文章也不是很困難，主要是要意思好”，而領導同志在這方面具備先天優勢和獨特條件，因為他們“了解情況比較多，看問題比較全面、正确”，這是寫文章，特别是寫出“意思好”，即思想性強的文章的重要前提。至于寫作方法這些技術方面的問題，鄧小平認為“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幫助，慢慢就會提高”。

對那些不願意給新聞媒體寫文章的領導同志，鄧小平還“出招”，讓新聞單位同志主動去做工作，比如可以采取“你講我寫”的方式，或是“找接近領導而又能寫的同志來寫”。但鄧小平強調首先還是要“領導同志親自寫，新聞工作同志主動幫助，有計劃地組織稿件”。

作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如此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作動員、提要求、出招數，就是希望各級黨政領導同志能夠重視，并帶頭參與和支持新聞工作，這樣就可以逐步解決領導機關、領導同志運用報紙和領導報紙的問題了。

三、辦報要堅持結合實際、聯系群衆、批評與自我批評

鄧小平在報告中對如何辦好報紙提出了三個條件，即“結合實際、聯系群衆、批評與自我批評”。看得出來，這三個條件與中國共産黨在長期鬥争實踐中所總結出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衆、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相聯系和相對應的。也就是說，鄧小平把黨的三大作風作為做好報紙工作的三個必要條件，既反映出很高的政治站位，又體現出很強的實踐價值，因為這是中國共産黨靠長期的成功實踐所驗證了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

鄧小平認為，要辦好報紙，第一是要“辦得更結合實際”。所謂“結合實際”，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從當前黨委、政府和人民群衆所面臨和急需解決的問題入手，去分析研究工作，去解決實際問題，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思路和重要方法。

鄧小平在報告中所說的辦報要“結合實際”首先是要處理好“辦大報”和“辦小報”的關系問題。針對當時一些地方黨委都希望“辦大報”的想法，他提出“需要辦大報的地方（大城市）必須辦大報，但不是都要辦大報”。

鄧小平在報告中特别強調了要辦好地方報紙，适應地方工作需要的問題。他表揚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最近有進步。他說，我們的報紙要登中央發的一般消息，但作為地方報紙，新華社總社的廣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當選擇、改編、壓縮、提煉，要考慮對象，能不能看那麼多，看了懂不懂”。有的小報就比大報辦得“更結合實際，更切合群衆需要，更通俗活潑”。他比較四川的情況說，貴州、雲南的情況又各有不同。因此，報紙必須“抓住每個地方的特點”，并說“這就是指導性”。他在報告中還談道，各家報紙接觸面不同，隻有“各方面努力，才能把黨和政府的聲音普遍傳播到各階層群衆中去”。

其次是要“結合當時當地的中心任務”，體現出自己的地方特色。他要求報社“時時和領導取得聯系，根據本地當前任務的變化，随時調整自己的報道方針”，隻有這樣結合實際地去開展工作，才能滿足本地工作的需要。

鄧小平在報告中結合西南區當時面臨的一些中心任務，具體談了辦報如何結合實際的問題。在談到剿匪工作時他說，四川剿匪的好經驗報紙要報道，但又“不能讓土匪完全了解我們的戰術”。報紙要“宣傳剿匪政策，寬大與鎮壓相結合”。當時黨和政府提出的政策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鄧小平指出，“不問”是說不問罪，是不治罪，而不是說連問都不問一下就放了，這就錯了。

在談到征收公糧工作時他說，一般開始時都是轟轟烈烈，但後來很難收上來。萬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比較恰當，要好好介紹、表楊。他要求報紙“用評論、社論加上一連串的報道來領導交公糧”。

在談到領導生産時他說，當前“整個情況不算壞”，“農民的生産積極性有了提高”。但是按照毛主席指示新區要保持原有的生産水平，不使降低，老區還要“長一寸”的要求，地方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關于生産宣傳，鄧小平提出也要堅持從實際出發，要結合當地情況作實事求是的宣傳報道。他說，“開荒不要鼓勵，開荒要砍樹，現在四川最大的問題是樹林少”。有的地方報告他們從佃富農那裡調劑了一部分土地給貧農，據說是自願的，他提醒“這樣的事報紙不能寫社論表揚，不能寫消息傳播”。凡是涉及方針政策方面的問題“不要亂動”，凡是“無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寫個東西，說這個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險性，“使群衆從另一方面再考慮”。

在談到調整工商業時他說，“我們的政策是調節勞資，兩利兼顧，否則對整個國民經濟不利”。我們要“扶助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鼓勵私人生産的積極性”。最近報上登了些私營紗廠解決困難的報道，應該登，“用私營企業的榜樣來實現對私營企業的領導”。他要求報紙“扶植進步的、有前途的私營企業，對沒有前途的要指導轉産”。

當時政府調整工商業涉及三方面問題，一資、二勞、三公，鄧小平說“一切都要引導到發展生産力。共産黨就是為發展社會生産力的，否則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鄧小平認為，有的工商業家對我們的政策有抵觸，但他又确實在改，那就好，改好了會感到我們的政策對他是有幫助的。

鄧小平的報告務實而又細緻，始終立足于解決當時西南局所面臨的中心工作和主要問題，并結合許多實際事例作了詳細分析和講解。這其中許多都涉及新聞報道的時機選擇和策略反複問題，涉及如何把握好新聞報道中的“度”的問題。他十分強調辦報不但要正确，“還要看合不合時宜”，這也是結合實際的一個重要方面。

他在報告中舉了一個例子：不久前《新華日報》寫了一篇專論，講的是剿匪中的情況，内容主要是批評。他問，這樣做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時宜？不合時宜。為什麼呢？他解釋說，“在剿匪已經有了成績，部隊又很艱苦很努力的情況下，主要去批評就不合時宜了”，放在一個月以前則剛合時宜。這說明我們的同志對剿匪的實際情況了解不夠。因此，他提出“正确與否要考慮到時間、地點、條件等因素來判斷”，這就涉及新聞報道如何講究策略，如何考慮時宜，如何把握好“度”，如何實現最佳效果的問題。

談到傳播效果問題，鄧小平還說，因為報紙有威信，幹部群衆“看到報紙講什麼就要照着去做”。比如“很多地方看到報紙批評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這就是報紙的作用”。他說，正因為幹部群衆都重視報紙，我們就要“很慎重”，這是對讀者負責的态度。

鄧小平認為，要辦好報紙，第二是要“更切合群衆需要”。所謂“切合群衆需要”，是指辦報要立足于“服務群衆”，要做到讓“群衆滿意”，要使黨的報紙同時成為人民群衆自己的報紙，這是黨的群衆路線在新聞工作中的集中體現，也是中國共産黨黨報工作曆來所堅持和傳承的優良傳統。

鄧小平在講話中強調，領導同志和辦報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當地新聞上，要大量刊登本區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這樣才能更好地服務當地群衆，滿足他們的新聞與信息需要。

關于如何使報紙辦得“更切合群衆需要”的問題，其實與前面所論述的辦報要“結合實際”部分中有許多内容是相聯系的。比如要報道如何領導群衆交公糧，如何兼顧各方面使群衆能夠“從另一方面考慮”問題，如何考慮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等因素來判斷報道什麼和怎麼報道等，就都是從群衆的角度來考慮的，都是為了滿足群衆的新聞與信息需要，解決他們在勞動、工作、學習和生活中所需要解決的各種實際問題。

總之，鄧小平依據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曆來堅持的群衆路線，從服務群衆的角度對報紙如何辦得更加“結合實際”，更加“切合群衆需要”，結合實例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要求，從而為黨報緊密結合實際，密切聯系群衆提供了正确的路徑和方法。

鄧小平認為，要辦好報紙，第三是要做好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産黨的“三大作風”之一，是我們黨檢讨錯誤、糾正失誤，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法寶之一。而運用媒體開展新聞批評，進行輿論監督是做好批評與自我批評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鄧小平在報告中是從表揚《新華日報》的角度提出這一問題的，他說：“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新華日報》最近做得好一些。過去報喜不報憂，現在也報憂了，這就可以醫治自滿和麻痹。”

綜合他報告中的相關内容，我們可以鄧小平關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觀點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十分重要。

鄧小平認為“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報紙工作可以運用的報道形式和手段很多，成就宣傳、經驗報道等常用的正面宣傳方式，其激勵人、鼓舞人和引導人的力量很大，這是被大量事實和案例所驗證了的。那麼為什麼鄧小平說“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呢？我們從上面鄧小平說的，如果我們黨不注意發揚民主，不注意開展批評，不注意實行輿論監督，不注意醫治自身的自滿和麻痹，“就一定要脫離群衆，犯大錯誤”的警示，就應該明白了。

按照鄧小平的思路，如果我們黨不注意發揚民主，不注意開展批評，不注意實行輿論監督，不注意醫治自身的自滿和麻痹，就一定會“脫離群衆”，就一定會“犯大錯誤”，那麼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作為一種能夠避免黨不脫離群衆，不犯大錯誤的有效形式和手段，是一般的正面宣傳所替代不了的，自然是“最有力量”的。

鄧小平在報告中強調報紙一定要堅持開展好批評與自我批評，并且他認為，能否有效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檢驗和衡量一家報紙辦得好與不好的重要标志。他在報告中提到“中央過去表揚了幾個報，主要因為他們實現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非弄得很清楚，應該做的和不應該做的弄得很明确”。同時，他又指出“批評與自我批評要大大發揚，我們還很不夠”。在鄧小平看來，有的報紙因為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得好，受到了中央的表揚，而且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分清了是非，明确了對錯，這是值得學習的。一方面強調重要，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足，鄧小平為西南區的黨報開展好批評與自我批評指明了方向。

二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要講求策略，注意方法，考慮效果。

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是一種銳利的思想武器。在揭露問題、針砭時弊方面，有着獨特的戰鬥功能。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用得好，可以抑制邪惡，懲治腐敗，起到積極和建設性作用，如果用得不好，則可能傷害同志，起到消極和破壞性作用。因此，開展新聞輿論監督一定要慎之又慎，做到講求策略，注意方法，考慮效果。

鄧小平在報告中就提出了幾種方法，如要抓住典型，要有頭有尾，要向積極方面誘導，要有意識地作好壞對比，以及對有些與事實不符的批評要作提醒和說明等等，他認為這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才有力量”。

“抓住典型”，是指批評和監督報道不能随心所欲，要盡可能抓住那些帶有傾向性，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人物與事物開展批評和監督，這樣可以起到批評一個人、一件事，教育和警示許多相類似的人和事的作用。

“有頭有尾”，是指批評和監督報道不能無頭無尾，而要做到有始有終，在批評之後，要注意反饋和交代批評和監督報道的結果，不能“隻是把問題擺出來了，沒有下文”，沒有結果，不能為批評而批評，批完就不管了，隻有讓群衆看到批評和監督的效果，才能顯示出批評和監督報道的力量，使群衆對報紙更加信賴。

“向積極方面誘導”，是指批評和監督報道須防止引發負面效果，要注意引導幹部群衆從報道中總結和汲取教訓，達到認識錯誤，糾正失誤，團結同志，改進工作，激勵群衆，凝聚力量的目的，而不是出現相反的結果。正如鄧小平說的，我們的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是“為了改進工作，而不是消極的”。

“有意識地作好壞對比”，是指批評和監督報道須盡防止采用簡單的批評方式，要善于運用“好壞對比”的方法，在批評某個人或某件事的同時，提供一些正面典型，讓幹部和群衆通過好與壞的比較，從中受到啟發和警示

“對有些與事實不符的批評要作提醒和說明”，是指批評和監督報道須采取認真負責的态度，如果報紙發現自己的批評和監督報道存在“與事實不符”的地方，要主動作出說明和解釋，并及時加以更正，盡力防止以訛傳訛，使負面影響繼續擴大，造成更嚴重的負面效果。

鄧小平提出的這些批評和監督報道的策略與方法很有針對性，也很實用，對防止報紙的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出現負面效果有着重要指導意義。

三是黨委要支持報紙做好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

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既是社會和民衆賦予報紙的一項職業責任，也是黨委和政府賦予報紙的一項政治使命，可謂“使命光榮，責任重大”。因此，一方面需要報紙自覺接受黨委的領導和監督，要在黨委的領導、監督和支持下開展工作，争取實現預期的積極效果，另一方面各級黨委要支持和幫助報紙開展好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力求取得好的效果。

鄧小平在報告中主要是針對黨委提出要求，他希望“黨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訊員寫批評稿，現在敢說話的人太少，要鼓勵說話”。分析鄧小平的這段話，我們可以理解當時在西南地區開展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存在的主要困難和障礙是“敢說話的人太少”，這就導緻一些報紙習慣于“報喜不報憂”，新聞批評和輿論監難以開展，或是“形同虛設”。正因為此，鄧小平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鼓勵說話”，要“全力支持通訊員寫批評稿”。

在報告中，鄧小平還有一段話也是講黨的領導的：“這三條離開了領導也搞不好，報紙就沒有力量，容易變成‘有聞必錄’。”這是他在提出辦好報紙的三個條件後緊接着提出來的。在他看來，報紙工作關鍵是黨的領導，即使是他提出的辦好報紙不可缺少的三個條件，也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加強黨對報紙的領導，因為這三條離開了黨的領導也搞不好。而搞不好的表現一是報紙“沒有力量”（指缺乏影響力和引導力），二是報紙容易變成“有聞必錄”（指報紙沒有正确政治方向和輿論導向，隻能是見什麼登什麼）。因此，在鄧小平看來，辦好報紙的前提在領導，加強黨對報紙工作的領導是報紙工作重中之重的大事。

正式發表的鄧小平的報告篇幅并不長，總共才3400多字，關于辦好報紙的三個條件的内容就長達2600多字，占了四分之三，充分說明這三個問題在鄧小平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因為這三個問題，都是報紙要實現領導的根本任務，都是報紙工作應當注意的重要原則，也是報紙工作必須掌握的重要基本策略和方法，所以，鄧小平在報告中用很大篇幅作了詳細解讀和闡釋。

除此之外，鄧小平在報告中還提出了報紙工作不僅要考慮“質”，還要考慮“量”的問題，要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他說，報紙“有沒有力量，不僅是質，也有量的問題。質是要準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圍繞于此，才有力量”。這就是說，報紙工作要用“質”來保證報道的準确性，同時也要用“量”來保證報道具有一定聲勢和影響，這樣才有力量。他說：“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時候用整版來登，用一個月時間，發表一連串的評論、社論來宣傳和貫徹。這樣人們就注意了。”這是對“質”與“量”辯證關系的科學把握，是做好報紙工作的有效策略。

四、報紙要靠大家來辦

鄧小平在報告中還提出了“大家辦報”的問題。“大家辦報”包括兩方面的内容，一是全黨辦報，二是群衆辦報，加在一起就是全黨動員，全體參與，實現“大家辦報”。

“全黨辦報、群衆辦報”是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内容，毛澤東在1948年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曾作了明确闡述，他指出：“辦報和辦别的事一樣，都要認真地辦，才能辦好，才能有生氣。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衆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隻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④可以說兩年後鄧小平在報告中提出這一觀點，是對毛澤東“全黨辦報、群衆辦報”思想的再認識和再強調。

鄧小平說的“大家辦報”，是從兩方面說的，一方面從領導來看，另一方面是從新聞工作者自己來看。從領導看，或是從組織看，是指辦報要靠各級黨組織，靠每個黨員，靠全體同志，這是确保報紙工作得到全黨關注、重視和支持的重要條件。

而從新聞工作者自己來看，是指要摒棄“專家辦報”“關門辦報”的傾向，實行“群衆辦報”“開門辦報”，這也就是“大家辦報”。而通過這種方式，報紙才能真正實現同實際的結合，同群衆的聯系，這樣，報紙也就辦好了。

報告的價值和意義

鄧小平在西南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發表迄今已過去70年了，今天我們重溫這篇報告，學習其理論内涵，探讨其理論價值，感覺很有價值和意義。這篇講話闡述了黨報工作的理論原理，豐富了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的理論内涵，奠定了鄧小平新聞思想的理論基礎。

一、闡述了黨報工作的理論原理

鄧小平西南新聞工作會議報告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它闡述了黨報工作的理論原理，為中國共産黨黨報理論的豐富和完善作出了貢獻。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産黨黨報理論形成的關鍵時期。1942年，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以增強黨性為主要任務和目标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改版，成為中國共産黨新聞事業史上的一個标志性事件。該報在改版社論中将黨報的品質和傳統概括為“四性”，即“黨性、群衆性、戰鬥性、組織性”，又稱“四性一統”，即由黨性統領下的黨性、群衆性、戰鬥性、組織性，由此奠定了中國共産黨黨報理論的基礎。

此後，1948年4月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和10月劉少奇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對黨報理論作了較為集中的闡述，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框架和知識體系，其基本内容包括黨報的性質地位、功能作用、方針原則、策略方法等。發表于1950年的鄧小平的這個報告可以說是對毛澤東、劉少奇關于黨報工作論述的一種認知、诠釋和傳承。

如前所述，鄧小平在報告中對黨報工作的論述，體現了他對從延安開始已經初步形成的中國共産黨黨報理論的認知和解讀。雖然他在報告中并沒有使用“黨性、群衆性、戰鬥性、組織性”這幾個概念，但報告的所有内容都在圍繞着這些概念所關涉的問題做文章。

例如，他用“筆杆子”來定位黨報工作，這個概念既涉及黨報的性質地位，也涉及黨報的功能作用。此前，一些黨的領導者和宣傳部門負責人在對黨報性質的描述和定位中，曾經使用過“喉舌”“武器”“工具”“陣地”等各種稱謂，其實，都是在比喻黨報的性質和功能。鄧小平使用的“筆杆子”，應該說形象、生動，好理解。特别是他直截了當地說明“拿筆杆的重要、新聞工作的重要”，從而為黨政領導和新聞宣傳幹部認識和把握黨報工作的性質定位提供了便利。

鄧小平的報告從頭至尾都在談領導機關和領導同志怎樣運用和領導好報紙的問題，正是從黨報的這一基本性質定位出發所得出的結論，也是從黨對黨報的思想、政治和組織領導的角度對黨報提出的要求，這些都涉及黨報工作的“黨性”問題。

鄧小平報告中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在闡釋和論述他提出的辦好黨報的三個條件，即“結合實際、聯系群衆、批評和自我批評”。“結合實際”談的是黨報要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聯系群衆”談的是黨報要堅持聯系群衆的群衆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談的是黨報要有“戰鬥性”，黨報工作者要具有鬥争精神，要敢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内容與黨報的“黨性、群衆性、戰鬥性、組織性”都是緊密聯系的。

而在論述這些問題時有一個關鍵性概念貫穿始終，即“領導”。他多次用了“領導機關”“領導同志”“領導報紙”，以及“實行領導”“實現領導”“用筆領導”等表述，并且說，“這三條離開了領導也搞不好”。最後，他概括說“辦好報紙的前提在領導”。由此看來，他雖然沒有使用“四性一統”這個詞，但實際上他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和認識來闡述在黨報工作中黨的領導和黨性原則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說，鄧小平的報告是在闡述黨報工作的理論原理，是在為西南局所屬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同志和新聞宣傳部門的幹部講授黨報工作的理論原理和工作要求。

二、豐富了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的理論内涵

如前所述，1942年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和毛澤東、劉少奇1948年的兩個談話，标志着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走向成熟，這是我們黨在長期報刊活動實踐中形成的理論結晶。當時作為黨和軍隊的一個重要領導者，特别是一個在黨内軍内長期擔任思想政治工作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黨的新聞思想，特别是對黨的新聞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理論和重要觀點，應該是明了的和有明确認識的。

通過上面對鄧小平西南新聞工作會議報告主要内容的分析和論述，可以看出他用自己的新聞宣傳工作實踐經驗和理論思考，對黨的新聞思想作了許多創新性闡述，特别是作為一個主管西南大區工作的地方黨委的主要領導，對如何辦好地方報刊作了獨到的分析和論述，從而充實和豐富了黨的新聞思想。

例如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開門見山一上來就談到了“報紙的作用和力量”的問題，他說“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衆見面”⑤。

而鄧小平的報告可以說自始至終也是圍繞着如何把報紙辦得“有力量”的問題做文章。

鄧小平報告的核心内容是講辦好黨報要注意的“三條”，即“結合實際、聯系群衆、批評和自我批評”，他總結說：“這三條離開了領導也搞不好，報紙就沒有力量。”在他看來，黨報要辦好，要辦得有力量，首先是要做到這三條，并且要堅持黨的領導，否則“報紙就沒有力量”。鄧小平把“三條”統一到“黨的領導”上，形成了他“三條一統”的獨特理解，頗具新意。

另外，他還說辦報辦得好與不好，辦得有沒有力量，“不僅是質，也有量的問題。質是要準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圍繞于此，才有力量”。在他看來，辦報既要有質，又要有量，各方面都應該圍繞“質”和“量”兩方面做文章，要使新聞報道既要注意準确性，又要有足夠的數量，形成一定的聲勢，這樣才能形成影響，“才有力量”。另外，報告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集中論述的“三條”，其實就是我們黨長期堅持的優良作風。鄧小平把黨的“三大作風”作為辦好黨報的三個基本條件，這也是一種思想和理論上的創新。應該說這是對黨報工作經驗的一種很好的概括和總結。黨的“三大作風”是中國共産黨經過長期鬥争實踐和理論思考所概括和總結出來的傳統與經驗，是做好黨的各項工作的“法寶”，也是被無數成功的事例充分證明了的。作為黨的整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工作也應該運用這一“法寶”，堅持好這些傳統，采用好這些經驗。鄧小平在報告中的論述，說明做好這“三條”，确實是辦好黨報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後來在對黨性原則内涵的認識上，鄧小平又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觀點。他說“黨性也包括聯系群衆、艱苦樸素、實事求是等等”⑥。在他看來，完整的、真正的黨性決不僅僅隻是對黨的決議、原則和紀律的思想認同與組織服從，它還應該包括“聯系群衆、艱苦樸素、實事求是”這些黨在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思想路線、工作作風和傳統經驗。這說明鄧小平很善于運用黨的優良傳統和曆史經驗來指導工作。

鄧小平在報告中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辦好黨報的三個條件之一，并認為“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思想也有着重要價值和意義。鄧小平對開展新聞批評，實行輿論監督問題有着獨到的理解。1957年4月，他在一次幹部會議上就擴大黨内民主，加強群衆監督問題作了深刻的論述。他指出：“我們黨是執政的黨，威信很高。我們大量的幹部居于領導地位。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産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應該特别警惕。憲法上規定了黨的領導，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衆，犯大錯誤。因為我們如果關起門來辦事，憑老資格，自以為這樣就夠了，對群衆，對黨外人士的意見不虛心去聽，就很容易使自己閉塞起來，考慮問題産生片面性，這樣非犯錯誤不可。”⑦

鄧小平在這次會上強調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在他講話的前一個月，即1950年４月，中共中央專門作出了《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該決定指出，我們黨已領導着全國的政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領導者的地位，又容易産生驕傲情緒，拒絕批評，壓制批評。為此中共中央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衆中，特别是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和自我批評”⑧。

剛剛建立人民政權才半年時間的中國共産黨，認識到成為執政黨之後所面臨的形勢和挑戰，适時作出了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是為了保證廣大黨員幹部能夠按照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提出的“兩個務必”，即“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⑨，始終不脫離群衆，以赢得群衆的擁護，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在這一背景下，鄧小平強調要在報紙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并從抓住典型、有頭有尾、向積極方面誘導、有意識地作好壞對比，以及對有些與事實不符的批評要作提醒和說明等方面，對做好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提出了許多具體要求。這些内容對黨報開展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有重要指導意義，這些内容也是對黨報理論的豐富和創新。

三、奠定了鄧小平新聞思想的理論基礎

鄧小平一生都與報刊和宣傳工作結緣。他青年時代就開始從事革命報刊活動，20世紀20年代初，未滿20歲的鄧小平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便參加了編輯出版中國共産黨旅歐支部下轄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機關刊物《少年》，和中國旅歐共産主義青年團組織機關刊物《赤光》的工作。這段經曆使他積累了以報刊為武器從事革命宣傳工作的經驗，而且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為其日後成長為一名無産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宣傳家奠定了思想基礎。土地革命戰争時期，鄧小平1933年在瑞金和長征途中擔任過紅軍報紙《紅星報》的主編。《紅星報》是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創刊。鄧小平擔任主編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為止，共一年多時間。在他的領導下，這張在艱苦戰鬥環境中出版的紅軍小報，從内容到形式都力求服務于黨和紅軍的政治目标，滿足紅軍戰士的文化需求，成為紅軍指戰員的良師益友，被稱為“黨和紅軍工作的指導員”。這段經曆使他積累了在戰争環境中辦報的經驗，把握了辦報要為讀者（紅軍戰士）服務，報紙要讓讀者滿意的真谛，為其日後指導黨委和軍隊的報刊宣傳工作提供了實踐經驗。

自離開《紅星報》後，鄧小平開始擔任一系列黨和軍隊的重要領導職務，因此再沒有直接從事過報刊工作。但是他擔任的職務大都是主管黨和軍隊政治、思想和宣傳工作的職務。如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政治部主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129師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中原局、華東局第一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政委等；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1952年奉調到北京工作。這些工作都需要運用報刊和開展宣傳。

這期間，鄧小平無論是當宣傳部長、政治部主任，或是中央局書記，野戰軍政委，都非常重視報刊宣傳工作，并且熟練地運用黨和軍隊報刊聯系群衆，指導工作，引導輿論。盡管黨務和軍務工作繁忙，但他始終堅持通過領導創辦報刊，為報刊題詞，給報刊撰稿，作工作指示等方式，指導和支持報刊宣傳工作。這些經曆使得他積累了作為黨和軍隊領導者運用報刊指導和推動工作的經驗，也為他新聞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實踐基礎。

據筆者掌握的材料，鄧小平一生中關于新聞宣傳工作的正式報告和文稿就是這篇1950年西南局新聞工作會議報告，這之前和之後，他都沒有關于新聞宣傳工作的專門講話和文章。盡管如此，并不影響他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在認定黨的報刊是黨的須臾不可缺離的“筆杆子”的前提下，對黨的新聞宣傳工作作深入的理論思考，也不影響他對自己的新聞思想作進一步深化和完善。

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中央作出了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曆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這一時期，黨的新聞事業通過撥亂反正，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锢，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幫”在新聞戰線推行的極左路線，恢複了黨的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重新确立了新聞宣傳工作的實踐标準，認識了新聞宣傳的客觀規律，實現了新聞宣傳工作的重點轉移，同時積極慎重地推進新聞改革，堅持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認真總結1989年政治風波在新聞宣傳和輿論導向方面的錯誤教訓，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宏觀背景下實現了新的發展。

在這一時期，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此同時，他根據黨和國家改革開放的中心任務和新聞工作的實際需要，就黨的新聞工作如何總結“文革”曆史教訓，恢複以往優良傳統，堅持正确政治方向，清除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推進新聞事業全面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判斷。特别是他站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堅守社會主義輿論陣地、清除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的政治高度，提出了黨報黨刊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黨的新聞事業應當堅持并維護四項基本原則，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新聞工作應當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宣傳上來，在服務四化建設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新聞工作要堅持改革，要為黨和國家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服務；新聞工作要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堅持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等一系列重要觀點，為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确定了科學指針。

正是在指導黨的新聞工作服務改革開放事業及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實踐中，鄧小平形成了自己的較為完整的新聞思想，為中國共産黨新聞思想充實了豐富的内容，為推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從這一意義上說，1950年的西南局新聞工作會議報告，就成了鄧小平新聞思想的奠基之作，為他後來新聞思想的逐步完善和充實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這應該是這篇報告最大的價值和意義。

今天我們重溫70年前鄧小平的這篇富有見地、獨具特色的報告，可以發現其内容對于我們當下傳承好黨的新聞工作的曆史傳統和寶貴經驗，深入學習和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能夠起到引領作用。報告中提出的新聞工作要結合實際、聯系群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要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和監督，要堅持依靠人民群衆辦好媒體等觀點，都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對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進一步深化改革和穩步發展具有指導作用。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資助課題“百年中國共産黨新聞政策變遷研究”成果之一，項目批準号為：19ZDA321】

注釋：

①《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50頁。以下凡引自該文的不再作注

②③④⑤《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第115頁；第149頁；第150頁；第149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頁

⑦《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頁

⑧《中國共産黨執政40年》（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頁

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頁

（作者為澳门太阳集团9728网站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0年5月下，原标題為：鄧小平新聞思想的奠基之作——學習1950年鄧小平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