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甯新聞思想：特色、内涵及啟迪意義

【内容提要】列甯的新聞思想有着顯著特色：既服務于無産階級政黨革命性的事業，又服務于其建設性的事業；體現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特點；旗幟鮮明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方針；受到他相關思想觀點的強有力的支撐。其主要内涵有：創造性地提出出版物和寫作事業的黨性原則；提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倡導基于辯證唯物主義的新聞真實觀；在新聞出版自由觀問題上表明了正确的意見；提出“用現實生活各個方面存在的生動具體的事例和典型來教育群衆”。啟迪意義有：提出的出版物和寫作事業的黨性原則，至今是中國共産黨所堅持的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原則；列甯關于從整體上和聯系中把握事物的論述，可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新聞真實性；關于新聞出版自由的論述，體現出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關鍵詞】列甯新聞思想 特色 内涵 啟迪

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發展曆程中，列甯居于經典作家的行列，是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新聞思想中的許多精髓，不僅指導和影響了當時的俄國和後來的蘇聯的新聞事業，而且對中國共産黨的新聞事業和新聞思想也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在紀念他誕辰150周年之際，重溫他的新聞思想，有着特别重大的意義。

一、列甯新聞思想的顯著特色

列甯的新聞思想具有如下鮮明特色：

（一）既服務于無産階級政黨革命性的事業，又服務于其建設性的事業

當時俄國無産階級所進行的革命性的事業，是指該階級為從統治階級手中奪取政權而進行的革命鬥争；建設性的事業是指無産階級在奪取政權、成為國家主人以後所進行的政權建設和經濟社會建設的事業。列甯所處的時代，發生過兩種重大轉變：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這是一個轉變。列甯所領導的無産階級政黨，在一國首先取得了奪取政權的勝利，無産階級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整個國家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由為推翻反動政權而進行革命鬥争，到進行政權建設和經濟社會建設，這是另一個轉變。“兩個轉變”中的後一個轉變，其内容的深刻程度和豐富程度，遠遠勝過第一個轉變，從而給列甯的新聞思想提供了巨大的創新、發展空間。

（二）列甯新聞思想體現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特點

列甯是馬恩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忠實執行者和發展者，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繼承者和發展者。列甯對馬恩的黨報思想、與人民“共患難、同甘苦、齊愛憎”的理念、以報刊服從和服務于黨和人民的事業的宗旨、新聞真實觀、新聞自由觀等等都有所繼承。就此而論，他是“承上”者。而他在社會主義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根據變化的現實條件實現了新聞思想的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觀點，例如黨性原則觀、從整體上和聯系中把握事物的新聞真實觀、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新聞出版自由觀等，這些思想觀點對世界各國的新聞事業尤其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建設發展發生了長遠的、深刻的影響。就此而論，他又是“啟下”者。列甯的新聞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發展中自馬克思、恩格斯以後的又一座思想高峰。

（三）列甯的新聞思想旗幟鮮明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方針

在報刊活動和新聞思想中，列甯旗幟鮮明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并以此為方針。在這一方面，他曾經有過明确的表述。他提出：“創辦堅持原則、能夠從思想上統一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共同刊物（筆者注：即《火星報》 ）”，“是當前運動的迫切要求，是恢複黨的活動的必要的準備步驟”。他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們不打算将我們的機關報變成一個形形色色的觀點簡單堆砌的場所。相反，我們将嚴格按照一定的方針辦報，一言以蔽之，這個方針就是馬克思主義。”[i]列甯的以上論述傳遞的主要信息包括：（1）創辦刊物《火星報》，應該堅持原則、堅持能夠統一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思想，這是其辦刊宗旨；（2）機關報不是“一個形形色色的觀點簡單堆砌的場所”，不應該是各種思想混亂雜陳的空間，這是其辦報理念；（3）堅定不移地按馬克思主義辦報辦刊，這是其辦報辦刊方針。以上内容說明：列甯對于馬克思主義十分忠誠、始終堅持。

（四）列甯的新聞思想受到他相關著名思想觀點的強有力支撐

  列甯的新聞思想得益于他的其他一些著名思想觀點的強有力支撐，這是其新聞思想底蘊豐富、博大精深的表現。例如：他提出的寫作事業和出版物的黨性原則，得到其關于黨性的思想觀點的有力支撐，而其黨性觀實際上屬于階級鬥争學說和政黨學說的範疇，是其中熠熠生輝的部分；列甯在論述新聞真實性時所用的“鏡子”說，是以唯物論的反映論作為堅實的基礎的；他的在整體上和聯系中把握事物的科學觀點，成為人們正确認知新聞真實性的認識論基石；其關于“規律就是關系……本質的關系或本質之間的關系”[ii]的精辟之見，往往成為人們認識和把握新聞傳播規律的一把鑰匙。

二、列甯新聞思想的主要内涵

    列甯的新聞思想有着豐富、深刻的内涵，涉及無産階級黨報黨刊理論、新聞事業黨性原則、新聞真實觀、新聞出版自由觀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并形成了相對完整的體系。

（一）創造性地提出出版物和寫作事業的黨性原則

  列甯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首提黨性原則者。當時，在出版物、寫作事業的黨性原則問題上，存在着許多模糊認識和認識誤區。例如，有人認為寫作事業隻是個人賺錢的工具；認為寫作事業和出版物可以不接受黨的領導，不必服從黨綱黨章和黨的決議；認為寫作事業、出版物相對獨立于黨的整個事業；認為恪守黨性原則就會扼殺作家的創造性；……列甯發表于1905年的《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一文，對上述種種誤識一一加以厘清。在該文中，他把勞動人民放到了極高的位置上，指出：黨的出版物和寫作事業應該“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iii]黨的出版物、黨的寫作事業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成了一項最基本的準則。這是意義非凡的，回答了出版物和寫作事業“為了誰”這一根本問題。

列甯提出：“寫作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産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iv]這一經典論述闡明了寫作事業與黨的整個事業之間的關系，為寫作事業進行了準确的定位。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列甯還要求：黨辦的報紙、雜志以及其他出版物，應當旗幟鮮明地宣傳黨的觀點；為黨的報刊撰稿的作者，特别是黨員作者，應當同黨的觀點保持一緻，絕不容許背離黨的觀點。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黨媒姓黨”[v]，我們可以從這裡找到理論源頭。

（二）“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

  列甯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曾經說過：“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vi]這是列甯關于報紙功能的一個著名觀點。無論是在領導無産階級和人民大衆為奪取政權而進行的鬥争中，還是在領導無産階級和人民大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各級黨組織都需要有報紙這樣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宣傳、鼓動屬動員工作，須針對人心進行，須赢得人心；組織工作在此基礎上進行，通過報道将無産階級和人民大衆組織起來的成功經驗，使之更有序地投入革命鬥争或社會主義建設。那麼，列甯為什麼在“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前面都加上了“集體的”這一修飾語呢？對此應該怎麼理解呢？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報紙在擔當這些角色的重任，進行宣傳（傳播真理）、鼓動（鼓舞士氣）和組織（凝聚力量）工作時，其行為都是集體行為，而非個人之所為。

（三）基于唯物論和辯證法對堅持新聞真實性提出了嚴格要求

在新聞真實性問題上，列甯有三大貢獻：一是指導黨報在業務中将恪守新聞真實性原則做到極緻，以至“不僅在無産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甚至在我們最兇惡的敵人的心目中也具有很高的威望。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非難我們的報紙不真實”。[vii]沒有在新聞真實性問題上的刻意求真的嚴謹态度和無懈可擊的實際表現，不可能達到這種令人欽佩的境界。二是提出“鏡子”說。其中實際上包含了唯物論的反映論的豐厚底蘊。鏡子中的鏡像，是現實世界中特定事物的真實的、不失其真的反映。三是指明了從整體上和聯系中去把握事物的重要性，這不僅可以避免孤立地、片面地看問題，而且也是新聞報道者達到新聞真實性的重要路徑。在列甯看來，在社會生活中，胡亂抽取個别事實，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隻能是兒戲，甚至連兒戲都不如。這就為達到新聞真實性提供了方法論方面的指導。以上三個方面的貢獻無一不是屬于列甯的。

  （四）與時俱進評價資産階級出版自由觀和闡明無産階級新聞出版觀

對于列甯關于新聞出版自由所持有的觀點，應做具體分析。

1921年8月5日，列甯在《關于“出版自由”給R．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對彌爾頓提出的“出版自由”這一口号給予了肯定性的評價。他說：“‘出版自由’這個口号從中世紀直到19世紀成為全世界的一個偉大口号。為什麼呢？因為它反映了資産階級的進步性，即反映了資産階級反對僧侶、國王、封建勢力和地主的鬥争。”[viii]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其一，這是一種相當高的評價，可以說是充分肯定了資産階級出版自由這一口号的曆史意義和進步作用，對資産階級在曆史生活中表現出的進步性做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其二，闡明了給出這種評價的理由。因為這一口号“反映了資産階級反對僧侶、國王、封建勢力和地主的鬥争”，為資産階級反對封建統治提供了一種可供使用的思想武器。其三，列甯将“出版自由”作為“全世界的偉大口号”在時間上予以限定，即隻是“從中世紀直到19世紀”是如此。這就意味着過了這一時間段情況就發生變化了，“出版自由”就不再是“全世界的一個偉大口号”了。其四，列甯稱“出版自由”是一個偉大的口号，其深層次的考慮是：無産階級反對資産階級而進行的鬥争與資産階級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進行的鬥争有某些相通之處，在十月革命之前，在領導無産階級和勞苦大衆為推翻反動階級統治的過程中，“出版自由”有着可供利用的價值。列甯認為：争取出版自由“将使我們有可能進行廣泛的、公開的和群衆性的争取社會主義的鬥争”，“使階級鬥争更自覺、更廣泛地進行，使人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卷入鬥争，教會他們學習政治，學習如何捍衛自己的利益”。[ix]其五，就在同一封信中，列甯對“出版自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全世界，凡是有資本家的地方，所謂出版自由，就是收買報紙、收買作家的自由，就是買通、收買和炮制‘輿論’幫助資産階級的自由。這是事實。任何人任何時候都推翻不了。”[x]這一論述指明了資産階級“出版自由”的本質。

  （五）“用現實生活各個方面存在的生動具體的事例和典型來教育群衆”

1918年9月，列甯在《論我們報紙的性質》一文中就報紙如何發揮“榜樣的力量”的作用的問題做出了如下闡述：“用現實生活各個方面存在的生動具體的事例和典型來教育群衆，而這正是報刊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産主義的過渡時期的主要任務。我們很少注意工廠、農村和連隊的日常生活，這裡創造的新事物最多，這裡最需要關心、報道和公衆的批評，最需要抨擊壞人壞事，号召學習好人好事。”[xi]報道内容和對象産生于現實生活、存在于各個方面，報道後能産生“榜樣的力量”，這是後來被稱為典型報道的一類報道的現實基礎和存在價值。生動具體的事例和典型，此為這類報道對象的存在形态，即：較之一般的事例更生動、具體、典型。所産生的效果是：可以用來教育群衆。這類報道旨在發揮“榜樣的力量”。當然，列甯當時并沒有使用“典型報道”這一稱謂；但可以認為是後來在蘇聯和中國的新聞實踐中發揮了相當大作用的典型報道的淵源。蘇聯有過關于卓娅和舒拉的典型報道，有過關于馬特洛索夫的典型報道；中國在各個曆史時期有發揮了很大作用的典型報道。

三、列甯新聞思想的啟迪意義

列甯新聞思想對後人有着巨大的啟迪意義。

  （一）列甯提出的出版物和寫作事業的黨性原則至今是中國共産黨所堅持的重要原則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過與黨性概念有一定關聯性的黨派性（也提到過人民性），但并沒有直接提出和論述過黨性和黨性原則；列甯提出了黨性和黨性原則的重大理論命題（但并沒有同時強調人民性）。列甯提出的出版物和寫作事業的黨性原則，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寫作事業是黨所領導的整個事業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理論寶庫。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黨媒姓黨”的重要觀點，可以從列甯的論述中找到理論源頭。當然中國共産黨人在繼承列甯的新聞思想的過程中，又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有所發展和創新。習總書記強調新聞事業黨性原則，又同時強調了人民性，并确立了“黨性和人民性從來就是一緻的、統一的”[xii]相互關系。這是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基礎上進行的創新、發展。黨性與人民性一緻、統一，這是因為：中國共産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最高宗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這些，既是黨性的内涵，又是人民性的内涵。從列甯的堅持黨性，到中國共産黨人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後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二）列甯關于從整體上和聯系中把握事物的論述可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新聞真實性

  列甯的從整體上和聯系中把握事物的觀點，有利于準确地、深刻地理解新聞真實性的精髓，廓清一部分人在新聞真實性問題上存在的模糊認識和錯誤見解，可以避免出現如下一系列偏頗。偏頗之一：将個别真實認定為普遍真實。新聞所報道的個别事實确是真實的，這在通常情況下并無不當；但是将這樣的個别真實的事實推及為普遍真實的事實，一葉障目、以偏概全，這就不恰當了。如果報道者将個别真實的事實和自己固有的偏見相連綴并以此作為自己偏見的佐證，這就更不恰當了。這是在把握事物的過程中缺乏整體把握所緻。偏頗之二：由于未能從聯系中把握事物，對事物之間的聯系缺乏正确的和深入的認識，因而對于新聞事實所涉的因果關系的探尋經常會出現差錯，發生片面歸因、簡單歸因和錯誤歸因等等情況。而這些偏頗的存在對于堅持新聞真實性的原則是很不利的。偏頗之三：新聞事實可以因政治需要而改變。在中國的“文革”期間，曾經流行過事實為政治需要服務的觀點。回望曆史可以看到：列甯發表過如下觀點：“我們需要的是完整的和真實的情報，真實性不取決于情報為誰服務”。[xiii]這對于新聞也是可以有所啟發的。

時任黨的總書記的江澤民的關于新聞真實性的如下論述，應當是從列甯的觀點中受到了啟發的：“現實生活是複雜的，要找幾個事例來證明某個觀點并不難。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盡管這一葉、這一點确實存在，但從總體上來看卻背離了真實性。所以我們的新聞工作者要做到真實地反映生活，就要深入進行調查研究，不僅要做到所報道的單個事情的真實、準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從總體上、本質上以及發展趨勢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實性。”[xiv]江澤民對列甯關于新聞真實性思想至少在兩點上有所繼承：其一，從總體上把握事物的真實性，與列甯的從整體把握事實是一脈相承的；其二，從發展趨勢上把握事物的真實性，體現的是從聯系中即從現實與未來的聯系中把握事物。

（三）列甯關于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論述體現出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出版自由/新聞自由，是一個在新聞研究和新聞實踐中繞不過去的問題。列甯在這一問題上給我們的啟發是：第一，按照曆史主義的觀點，對“出版自由”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曆史進步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其實，資産階級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過程中，是以曆史上的進步階級的身份出現的。彌爾頓提出的“出版自由”的口号，充分顯現出其曆史進步性。無産階級在推動曆史進步的過程中，完全可以借助資産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鬥争中所提出的具有進步意義的口号，并為我所用。第二，随着無産階級取得政權、成為國家的統治者，應當順應時代發展和曆史進步，用對維護政權更有利的口号和方式對待新聞出版自由，如同列甯所做的那樣。這樣我們看到列甯對于新聞出版自由前後或同時不盡相同的态度（既有所肯定又有所批評），就不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其間充分體現了列甯與時俱進的可貴品質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