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列甯《帝國主義論》看美國涉華輿論的本質
【内容摘要】列甯在《帝國主義論》中指出,自由競争引起生産集中,生産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形成壟斷。壟斷達到一定程度會出現寡頭政治(國家壟斷),而國家壟斷必然帶來輿論壟斷。作為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涉華輿論始終與其經濟壟斷、金融壟斷、軍事權力相配合,這一本質特性并未改變。此次疫情中美國政府涉華輿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列甯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簡稱帝國主義論),在馬克思《資本論》對資本主義所做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深刻分析了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
在這部著作中,列甯運用德、美、英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資料,論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觀點,即自由競争引起生産集中,生産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形成壟斷。
列甯認為,壟斷資本主義具有五大基本特征:
1、壟斷組織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
2、在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
3、資本輸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義
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
5、最大資本主義列強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
從《帝國主義論》的視角出發觀察當今世界,我們會發現,無論時代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仍然是在列甯闡述的邏輯框架下運行的,與中美貿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相配合的對華輿論戰,正是列甯指出的帝國主義基本特性的具體體現。
以下圍繞這個問題談幾點認識。
第一,國家壟斷必然帶來輿論壟斷
列甯指出,“帝國主義最深厚的經濟基礎就是壟斷”。壟斷必然形成寡頭統治(或寡頭政治),進而由經濟壟斷、金融壟斷發展為國家壟斷、國際壟斷。在此過程中,首先,戰争變得不可避免。正如列甯所說,由于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後期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擴大勢力,奪取更多的殖民地,隻有訴諸武力。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其次,作為戰争的伴生物,強大的輿論攻勢不可缺少。舉例來說,1917年成立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是美國曆史上首個用于宣傳的國家機構。該委員會主席喬治.克裡爾将委員會的職責概括為信仰宣傳(propagation of faith)。具體來說,信仰宣傳“對内宣揚忠誠、團結”,對外“宣傳美國外交政策”。“信仰宣傳”被認為具有服務美國軍事行動的功能與特點,具有心理戰(或輿論戰)的性質。
配合二戰、冷戰,美國又成立了多個類似機構。二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非常重視輿論的作用,在他任期内成立了“美國情報協調局”、“戰時新聞署”、“戰略事務局”等機構,此外還有“美國之音”,這些都是進行戰時宣傳的政府機構,是國家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冷戰時期,心理戰被提到重要的議程上來。上個世紀70年代,蘇聯的軍事力量一度超過美國,時任美國總統的卡特提出,需要調動美國外交領域的所有力量打赢當前的思想戰争,并指出“美國之音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無數個收音機足以幹擾社會主義制度”。于是我們看到,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把蘇聯拽入“星球大戰”計劃,試圖用大規模的軍備競賽拖垮蘇聯經濟。與此同時,美國之音對蘇發動了強大的輿論攻勢,通過價值觀輸入的方式加劇蘇聯在民衆心目中合法地位的喪失。
冷戰時期,美國主導制定了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制度,這些制度客觀上有利于維護美國在世界範圍内的領導地位。2001年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之後,開始以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為旨歸,頻頻采取單邊主義行動,将那些“制度”抛之腦後。這也是美國國際政治、經濟觀念無法自圓其說的一個重要原因。與此相配合,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學界政界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之後又提出“巧實力”、“分實力”,試圖以此擺脫美國面臨的國際困局,确保其原有的壟斷地位。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反複強調“美國第一”的主張,鑒于中國的快速發展有可能給美國帶來的“危險”,特朗普在他上任後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就将中國界定為戰略“競争者” (competitors);在他的國情咨文演講中中國又由戰略“競争者”升級為競争“對手” (rivals)。
2017年11月,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發《銳實力的意義:威權國家如何投射軟實力》一文,“銳實力”作為繼“軟實力”“巧實力”之後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使用。在這一概念界定的過程中,西方學術界重點突出“威權國家”(主要指中、俄)與“民主國家”的對立,指責中國開展的海外傳播、智庫與文化交流項目具有操控性與威脅性。有中國學者針對性地指出,這是美國壟斷與霸權思維在當今時代的延伸。
去年12月,經多輪談判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緻。這是一個利好消息。但是我們同時應當看到,無論談判走向如何,最終達到怎樣的效果,美國作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本質特征是與生俱來的;它的國際輿論,尤其是涉華輿論将始終與其經濟壟斷、金融壟斷以及軍事權力相配合。這一點是不會改變的。此次疫情中美國政府的涉華輿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第二,壟斷同盟易于形成輿論一律
如前所述,壟斷資本主義的五大特征之一是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的形成。正如列甯指出的:“随着資本輸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壟斷同盟的國外聯系、殖民地聯系和‘勢力範圍’的極力擴大,這些壟斷同盟‘自然地’走向達成世界性的協議,形成國際卡特爾”。國際卡特爾是國際壟斷組織,壟斷了國内外市場,支配了整個世界。列甯把壟斷的這種“高得無比的階段”稱為壟斷必然形成寡頭統治(或寡頭政治),進而由經濟壟斷、金融壟斷發展為國家壟斷。
目前的中國就面臨着一些西方國家的輿論壓力。從帝國主義論的角度來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在競争中形成壟斷,并在壟斷的基礎上形成利益同盟,而利益同盟就是話語同盟和輿論同盟。事實正是如此。我們看到,作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擁有很多同盟者和追随者(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五眼聯盟”國家)。這些國家與美國有着共同的價值體系和利益關聯,有着相近的對華政策,因而在國際輿論,尤其是涉華輿論方面常常與美國高度契合,步調一緻,易于形成對中國的合圍之勢。此外,由于曆史的原因,國際傳播領域的信息流動至今仍然呈現出由中心向邊緣擴散、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國家擴散的特點,反向流動的情形很少發生。美、英等國利用這一先天優勢,通過令其他國家二次傳播、多次傳播的方式,将自身信息連同價值觀輻射至全球,影響着世界各國對于某個問題或某個國家的認知與判斷。一些與中國關系友好的國家或處于中立狀态的國家,其媒體報道同樣充斥着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原因即是如此。雖然今天的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盡管近年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有所提升,輿論影響力逐漸擴大,但是在世界範圍内“西強我弱”的情形沒有得到徹底改變,實現輿論突圍仍然是我們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這或許就是身居“世界第二”、正在由世界大國向世界強國邁進的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所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
第三,中國需要打破西方輿論壟斷,實現話語突圍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示我們,從政治領域到安全領域,從經濟發展到科技進步,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已卷土重來。就其性質而言,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是世界格局、大國力量對比變化之下的産物,它所針對的不再是那個積貧積弱的中國,而是綜合實力快速增長、國際影響力不斷上升的中國,因而具有更強的威懾與攻擊力度。對于中國而言,要想突破這一話語桎梏,就要改變以西方為中心反觀中國的視角,樹立民族自信,掌握國際話語權。國際話語權是話語權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具體體現,反映了一國在國際社會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與影響。如果我們在這個權力結構中不掌握話語,甚至時常被“主流話語”置于各種道德“審判席”上,就談不上什麼地位和影響。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進行輿論應對時,應當避免兩種傾向:一是妄自尊大,二是妄自菲薄。說到底,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現。我們既要堅持原則,敢于發聲,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場,又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講究戰略戰術,以大國心态從容應對,以包容、和平、理性赢得尊重。
【作者簡介】
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執行會長,北大澳门太阳集团9728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應急管理學會輿情專委會主任,同時兼任國内多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新聞傳播史、國際傳播。出版《蜜蜂華報研究》《海外華文傳媒研究》《對外傳播及效果研究》《國際傳播學教程》《外國新聞傳播史導論》等著作、教材,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其中《〈蜜蜂華報〉研究》獲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獎、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海外華文傳媒研究》獲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外國新聞事業研究的曆史回顧與反思》獲第九屆中國新聞獎新聞論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