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甯新聞自由思想的曆史解讀

【内容摘要】列甯精辟論述了三種新聞自由的内涵，揭示了新聞自由的制度性、曆史性和複雜性。列甯在分析不同新聞自由的性質與作用的同時，提出三種新聞自由觀。沙皇鎮壓革命報刊的反智主義、資産階級新聞自由的虛僞性，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公正與法治原則，都是各自經濟與政治的反映。新聞自由的進步性不僅是社會制度演進的結果，也是社會制度惠及人類智慧和利益的階級較量。

【關鍵詞】列甯的新聞自由思想   三種新聞自由制度  新聞自由的曆史演進

新聞自由作為社會制度的産物，是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态，又是統治階級的執政手段。列甯在俄國農奴制度下從事革命活動，遭受殘酷的迫害先後流亡德國、瑞士和英國開展秘密工作。1917年4月，他回到俄國發動士兵工人武裝奪取政權，創建了初步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對三種制度中新聞與言論活動的狀況與性質有深切的體驗。在他的論著中，對不同制度下報刊的境遇和記者的命運有詳細的論述，提出三種新聞出版自由觀。

一、專制制度的“效忠自由”與反智主義

對俄國農奴專制制度的新聞“自由”，列甯除了憤懑的控訴和抨擊，沒有絲毫肯定。在19世紀中後期，隻有沙皇及其官吏才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列甯對效忠沙皇的新聞出版政策展開徹底批判，闡述了“取締書報檢查”與“出版不受限制”的新聞自由觀。

1848年的歐洲大革命使沙皇十分驚恐，尼古拉一世第一個反應是加強對出版物的審查，俄羅斯進入“新聞檢查的恐怖時代”，一直延續到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列甯開始譴責沙皇鎮壓新聞自由的暴行。他說，1862年5月彼得堡發生幾次大火，許多報紙報道了大火的起因，一時人心惶惶，彼得堡宣布進入類似戒嚴的狀态。接着沙皇政府成立了審理縱火事件的戰地法庭，勒令報道這次大火的《同時代人》和《俄羅斯言論報》停刊8個月，阿克薩科夫的《日報》被查禁，逮捕了一些知名作家和記者。随後宣布了嚴格的“出版暫行條例”和“印刷所監督條例”，審查官竟因在一個17歲的少年身上搜出印刷的傳單而将他處以死刑。列甯寫道：“這種千方百計維護專制制度的殘酷手段，不是對沙皇政權充滿信心，而是對沙皇統治産生的昏庸無能的恐懼”。[1]

1865年4月俄國頒布了較為寬松的出版法，進一步放寬民間出版書報，到1892年前後出現了大量的廉價印刷品，宣傳革命民主主義，反映廣大工人農民的反抗呼聲。當時的《觀察家》雜志寫道：“出現了一些小報紙，活潑的報紙，人人都可以享用的報紙，而且很有趣，這些報紙在受影響的居民眼前展現了彼得堡所有酒館中人們的議論”。不久，尼古拉二世要求新聞出版檢查機構封閉這類對現實不滿的報刊和出版社，把一些記者編輯投入監獄。[2]為此，列甯曾揭露說：“一切出版物，一切報刊都處于奴隸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許可，它們就不敢刊載任何東西。”[3]

沙皇對革命報刊的嚴酷迫害尤其兇殘，編輯記者随時都有生命危險，列甯揭露了沙皇鎮壓革命報刊的殘酷性：“監獄中擁擠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滿之患，幾乎每個月都可以聽到俄國各地社會黨人被‘抓獲’、交通聯絡站被偵破、鼓動員被逮捕、書報被沒收、印刷所被封閉的消息。”[4]沙皇政府對革命出版物的殘酷鎮壓，表現出對其思想統治危機的極度恐慌，是殘暴制度滅亡前的突出征兆。為了挽救即将崩潰的統治地位，沙皇政府大肆推行“自我贊美、阿谀奉承”的言論政策，給那些奴性十足的文丐以自由。為了得到沙皇的賞識和恩賜，那些丢掉良心而歌頌沙皇黑暗統治的文人有充分寫作和發表意見的自由。這是“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5]

所以，列甯在《俄國的“言論自由”》一文中生動地揭露，效忠政府的報紙編輯們、最親近政府的右派政黨報刊，享有說髒話的自由；各類巧妙地發揮奴才作用的報紙有出版自由，賣力讨好沙皇的地主階級的報刊有言論自由，它們笨拙地争相用好的題目歌頌沙皇。同沙皇持有不同意見的作家與報刊沒有言論自由，這是專制制度的基本特征。這種純粹的“思想奴役”，每個寫作的人都是“文字奴隸”，作者隻能用“伊索式的筆調，寫作上的屈從，奴隸的語言，思想上的農奴制。”[6]列甯寫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也不得不考慮沙皇政府的書報檢查，不便明目張膽地表述犀利的政治意見，隻能采用政府許可的合法語言。他回顧說：“事實上，不要說廣大讀者，就是我本人，在自由的日子裡，重讀這本小冊子也甚感不悅，它在沙皇政府的檢查壓力之下走了樣，并且吞吞吐吐的，就像被鐵鉗鉗住喉嚨一樣令人十分難受。”[7]

思想與言論專制是統治階級喪失真理、腐朽沒落的标志，新聞出版的審查制是挽救反動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列甯的革命報刊活動遭受的迫害，反複證實了沙皇政府言論與思想專制的垂死掙紮。在沙皇羅曼諾夫王朝，列甯指導的《真理報》發行兩年零三個月，就被查封過8次，罰款金額高達16250盧布，36位被關進監獄的編輯累計坐牢103個月。1914年7月報社被沙皇政府搗毀，全體工作人員被捕，多人被流放至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一帶。[8]

列甯對書報檢查制度的揭露，挖到專制制度的本質——野蠻的反智主義。這種“自由”在形式上允許創辦報刊，但卻剝奪人們的思想與言論表達權，不允許發表政治性的反對意見。許多智慧的見解、對真理的發現，不符合專制統治者的口味，就發表不出來，人類的理性被粗暴地踐踏。專制制度不僅查封革命出版物，甚至逮捕或殺害獨立思考的編輯記者，思想統治帶有血腥味。因此，列甯為之奮鬥的出版自由是思想不被扼殺的自由，人民發表言論無須官吏許可。他于1896年6、7月間在獄中寫作的《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中，就将全體公民獲得出版自由的權利列入黨綱：“保證全體公民享有出版自由”，人民的“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罷工和結社的自由不受限制。”[9]

二、資本主義在“自由”中剝奪正義的自由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勝利後，3月5日臨時政府宣布取消沙皇的書報檢查機關——出版事務總委員會，設立出版事務委員一職。5月16日發布《臨時政府公告》宣布：“出版和出版物買賣自由。不許對它們實施行政處罰。”但主要免除了對大學出版物的審查。[10]臨時政府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很多官員占有大量土地，資産階級與勞動人民矛盾不斷激化，俄國建立了落後而脆弱的資本主義制度。　列甯贊揚和肯定當時的出版自由是主調，他寫道：“出版自由争到了。書報檢查幹脆就被取消了。任何一個出版者都不再（敢）向沙皇當局承送審查樣本，而沙皇當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來加以幹涉。在俄國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報紙。”[11]

很快列甯發現了這種出版自由的虛僞性，它隻是宣布了形式上的出版自由，大量報刊和出版工具被資本家占有，工人政黨的報紙發行份額隻占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列甯認識到物質基礎對于新聞自由的實現，比政治和法律更重要，廢除書報檢查制并沒有改變資本家對紙張、印刷所的控制，全體公民享有出版自由隻能是泡影。資本的強大經濟實力和他們刊登的低級庸俗的内容，控制了市場發行量，加上工人農民識字的比例很小，那些宣傳革命道理的報刊份額不可能大。所以，列甯指出，“出版報紙是資本主義的有利可圖的大行業，富人把幾百萬幾百萬盧布投入這一行業、資産階級社會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自由在每天數百萬份的報紙上有計劃地不斷地欺騙、腐蝕和愚弄窮人———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群衆。這就是大家都看到、都認識到的一個簡單的、衆所周知的、顯而易見的事實。”列甯強調，“問題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剝削者對他們占有的印刷所和紙張擁有神聖的所有權！！！”[12]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人都可以自由發表言論、自由創辦報刊和自由參加選舉，這是資産階級民主的外部特征。如果沒有錢這一切都辦不到，資産階級報刊不可能發表反對資産階級剝削的言論，沒有巨額資本無法創辦任何媒體。如果沒有多數資本家的賞識、得不到競選捐款，窮人即使有傑出的政治才能也不會被選為市長、州長和總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重要的自由權利隻能屬于腰纏萬貫的富人。所以列甯尖銳地抨擊：“資本家（許多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因無知或守舊而追随他們）把取消書報檢查和各黨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報紙叫做‘出版自由’。實際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資産階級富翁欺騙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自由。”[13]列甯一針見血地扒掉這種自由的外衣：“所謂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報紙的自由，就是由資本家霸占一切報刊。”[14]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可以籌集資金創辦報刊，但數量極少，被衆多資産階級報刊包圍，其正義呼喚被資本勢力的鼓噪所淹沒，處于被擠壓、被排斥的地位。在自由的口号下，人民大衆反對剝削的呼聲的自由被剝奪，正是資本主義新聞自由的實質。

列甯既看到資本主義制度新聞自由的虛僞性和階級性，又深刻指出，同專制制度相比，它又有曆史的進步性。正如他說：“在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中世紀的特權是不存在的。全體公民在政治權利上是平等的”。[15]在法國和整個歐洲，“那裡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會，自己的報紙，自己的議會代表”。[16]資本主義出版自由之所以被列甯稱為是個偉大口号，隻是由于它廢除了書報檢查、發表言論大多不會遭到迫害，較中世紀的思想奴役和理性壓制向人性和人道主義走近了一步。但列甯的論斷不是全面贊美和肯定這種自由制度，而是揭示新聞自由的不同曆史階段，在本質上，資本主義新聞出版自由是少數資本家的特權，是富人發财的工具，不是人民大衆的福音和權杖。

三、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平等與法治原則

十月革命後，列甯對社會主義新聞自由問題提出一整套設想，奠定了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理論和方針。社會主義新聞自由建立在生産資料國有化和公民平等的基礎上，必然是“全民共有”的權利，因而列甯把它定義為：“出版自由就是全體公民可以自由發表一切意見。”[17] 這種自由不附帶任何條件，不受資本、警察和名位的左右，“不僅擺脫了警察的壓迫，而且擺脫了資本，擺脫了名位主義，甚至也擺脫了資産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18]

社會主義新聞自由要為公民創造平等的物質條件，在企業和土地國有化後， “把造紙廠和印刷廠變成國家的财産，讓每一個達到一定人數（如1萬人）的公民團體都享有使用相應數量的紙張和相應數量的印刷勞動的同等權利”，[19]是這種自由的基本前提。列甯主張，各黨派和團體的報刊和國家的報刊一樣，都可以自由出版，“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紙張拿來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給國家，這是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大多數窮人的利益……其次，是給在兩個首都都獲得10萬和20萬選票的大黨。再次，是給比較小的黨以及任何一個達到一定人數或征集到一定數量簽名的公民團體。”[20]顯然，社會主義新聞自由是多黨報刊共存的體制，所有黨派和團體都有辦報自由，并得到國家的物質支持。

然而，當時俄國的其他黨派沒有接受列甯的好意，決心同布爾什維克黨鬥争到底。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天（11月8日），立憲派、自由派、保皇派和孟什維克的報紙紛紛發表文章譴責布爾什維克“以暴力竊取政權”，侮辱兵工蘇維政權宣布的多項法令，反對推翻臨時政府，要求召開立憲會議恢複克倫斯基的權力。當晚兵工蘇維埃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派軍隊進入這些報社，勒令它們停止出版，逮捕了報社主編或出資人，《言論報》《日報》《新時報》《新俄羅斯報》《現代言論報》和《俄羅斯意志報》等10家報紙被封。第三天，一些資産階級和無政府主義政黨和團體舉行集會，聲讨布爾什維克抛棄過去的諾言，大肆侵犯新聞出版自由。[21]為回擊反對派的攻擊，11月10日《真理報》公布了列甯簽署的《出版法令》（Декрет СНК о печати），明确指出：“資産階級報刊是資産階級的一個強大武器。特别是在新的工農政權剛剛确立的關鍵時刻，不能讓這些武器完全掌握在敵人手中。在這緊急的時刻，這種武器比炸彈與機關槍還要危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采取了臨時和緊急措施，以制止污泥濁水和诽謗泛濫，因為黃色和綠色報刊将肆意擊誇人民剛剛取得的勝利……”[22]

   這一出版法令有兩個關鍵詞表明，列甯不是要封閉其他政黨的報刊，而是剝奪“敵人手中的報刊”，關閉資産階級報刊隻是一項“臨時性的緊急措施”。列甯看到敵對報刊氣勢洶洶的進攻，在讨論出版自由問題會議上曾宣稱：“我們一取得政權，就要封閉資産階級報紙。容許這些報紙存在，我們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了。”[23]但他明令禁止的不是一切非布爾什維克黨的報刊，而是反革命報刊，《出版法令》的後半部分說的很明确：“一旦新秩序得到鞏固，對出版的任何行政幹預都将停止，将根據這方面最廣泛、最進步的法律，在對法庭負責的範圍内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人民委員會認為，即使在危急關頭，隻有在絕對必要的範圍内才允許限制出版，該決定的總則是：一、要查封的隻有下列報刊：1.号召公開抵制或不服從工農政府者；2.用明顯歪曲事實的手段煽起動亂者；3. 明顯鼓動犯罪的行為，即刑事犯罪者。二、暫時或永久查禁報刊隻能由人民委員會決定。三、這些規定是臨時性的，在恢複正常社會生活條件下将通過一項特别法令予以廢除。”[24]

顯然，列甯在該法令中提出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法治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四條内容：（1）社會主義新聞自由要以廣泛、進步的法律為基礎，要在法庭負責的範圍内給予報刊充分的自由；（2）在恢複正常秩序下，将停止對出版的行政幹預，也就是對報刊不實行審查；（3）當社會主義新生政權受到敵對報刊的攻擊和誣蔑時，處于危機時刻，為了保衛工農政權，封閉敵對報刊是必要的，這是臨時性措施。（4）隻有在絕對必要的範圍内才允許對新聞出版自由進行限制，這個必要範圍就是“明顯地歪曲事實、明顯地制造動亂、明顯的煽動犯罪”。

蘇維埃政權對敵對報刊的辱罵和诽謗，盡管給予多次警告和批駁，仍不能制止它們的破壞活動，到1918年1月陸續關閉了120多家反動報紙。2月22日又公布了列甯簽署的《人民委員會關于報刊革命法庭的法令》（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трибунале печати），強調：“報刊革命法庭審理利用報刊反人民的各種犯罪活動。”“利用報刊進行犯罪活動是指虛假地和歪曲性地反映社會生活現象的各種報道，因為這種報道是對革命人民的權利和利益的侵犯，是對蘇維埃政權所頒布的出版法的破壞。”[25]此時，列甯給剩餘的500多家資産階級報刊留下改正錯誤、轉變立場的機會，沒有立刻全部取締。但是14個帝國主義國家先後入侵俄國，國内陸續發生白匪叛亂，蘇維埃政權面臨危機。到1918年6月才關閉了470多家立場頑固的反對派報刊，成立了“戰時書報檢查局”，制定了《報紙、雜志及期刊軍事檢查條例》。1918年9 月不得不又查封50家報刊，到1919 年僅存3 家。[26]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根據列甯的提議通過新經濟政策，向國内外資本家出讓中小國有企業，允許創辦私人企業，農民可以占有土地、自行雇工，市場經濟開始活躍。1922年秋，俄國出現200多家私營報紙（稱為нэпман報紙），這些報紙在1924年列甯逝世後才被斯大林取締。事實證明，列甯不反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公民享有辦報自由，而是根據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變化，決定新聞管理方針和公民擁有新聞自由的程度。

注釋：

[1]《列甯全集》俄文第5版第5卷第2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