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列甯的新聞宣傳思想

【内容提要】面對當前複雜的國内、國際輿論環境和現實挑戰，再度認識、思考和總結列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新聞宣傳思想，從中汲取其理論經驗，對于推動我國新聞事業進一步發展，更好地實現為黨、國家、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總體目标大有助益。

伴随着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人類曆史上出現了第一個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站在新的曆史階段上，列甯果斷提出将主要矛盾轉移到鞏固政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報刊的任務和作用也順應發生變化。列甯适時提出一系列創造性的新聞理念，對報刊的社會功能、新聞自由理念作了符合實踐規律的闡述，同時總結出抓典型報道，走群衆路線、實行無産階級的新聞自由等一系列指導新聞實踐的具體方針原則。一方面為本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匡正本國新聞理念，積極有效應對國際輿論的作用。

一、報刊定位：報刊應當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

十月革命後，民衆對政治言論的需求不斷下降，對經濟等日常信息的需求不斷上升，為适應形勢的發展，報刊最重要的使命也應從政治論戰轉向經濟建設。對此，列甯提出，報刊應當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要求報刊“由主要報道政治新聞的工具，變成對人民群衆進行經濟教育的重要工具”。[1]

然而，受到舊習慣、舊傳統和資産階級報刊的影響，蘇聯報刊在實踐中并未及時調整編輯方針，仍然存在過度報道政治瑣事、領導人物個人問題等現象。對此，列甯進一步提出了更具體的執行措施。包括從理念上向“多談些經濟，少談些政治”轉變，實踐中堅持走群衆路線抓取生動案例，并且公開樹立正負典型，發揮榜樣和批評的力量推動報刊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一）轉重心——“多談些經濟，少談些政治”

面對當時國内的新聞實踐情況，列甯指出，“老一套的政治鼓動——政治喧嚣——占的篇幅太多了，新生活建設方面種種事實的報道占的篇幅太少了。”[2]為扭轉報紙政治空話多的弊病，列甯提出“少談些政治”，多次強調要為蘇維埃群衆服務的報刊，對于政治領導人員的問題，對于無關緊要的政治措施，即各個政治機關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應當少費一些篇幅。[3]同時列甯也辯證地指出，少談政治不等于不談政治，“談論這些是需要的，指出這方面的每一件新事實也是必要的，但不要寫文章，不要重複，隻須用幾行，用‘電訊體裁’來抨擊那些衆所周知的、已有定論的舊政策的新表現就可以了。” [4]

在要求報刊減少報道無關緊要的政治信息的同時，列甯還号召報刊要“多談些經濟”，并且對于如何報道經濟給出了具體指導。列甯要求經濟報道避免淪為“一般的”議論，空洞的評述等，而是要通過提供有關經濟的經常而真實的材料，在系統分析和整理的基礎上，如實反映生産實踐中的最新問題并進行科學地反思和總結，真正起到推動實踐進步的作用。

（二）接地氣——“貼近生活、貼近群衆”

在關于使報紙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的相關論述當中，列甯特别強調，報紙要用生活中生動而具體的事例來教育群衆，曾多次批評報刊缺乏報道平凡的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現象，而這恰恰是報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任務，“我們很少注意工廠、農村和部隊内部的日常生活，而這方面新鮮事物最多，最需要注意、宣揚和社會批評，最需要指責壞人壞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學習。”[5] 對此，列甯主張新聞報道要“貼近生活、貼近群衆”，一再号召新聞工作者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農群衆怎樣在日常工作中實際地建設新事物，多注意些極平凡的但是生動的、來自生活的、被生活檢驗過的共産主義建設事實。他說，“模範的生産工作，模範的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對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糧食所表現的模範的關心和誠實，模範的食堂，某個工人住房和某個街區的模範的清潔衛生工作，——這一切是我們的報刊和每個工農組織應當比現在更加十倍注意和關心的對象。”[6]

（三）抓典型——報紙既是“紅榜”，又是“黑榜”

在怎樣設立“紅榜”方面，列甯主張報紙大力宣傳本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成績和成果，“用一切辦法使它們中間的某些組織變為模範組織，宣揚它們并詳細描述在模範的共産主義下能夠怎樣節省人力，怎樣便利消費者，怎樣節省産品，怎樣把婦女從家庭奴隸境遇中解放出來，怎樣改善衛生條件……”[7]通過榜樣的力量，強化社會激勵效果，從而進一步作用于社會主義事業。

在強調榜樣作用的同時，列甯也特别重視對負面典型的批評。彼時國内尚殘存大量資本主義陋習，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不當行為和社會弊病也逐漸浮出水面。然而，針對這些問題，當時的報刊卻緘默不語或呈現官僚式的敷衍态度。對此，列甯号召報紙要設立揭發壞典型和落後工廠的黑榜，“報刊應當成為我們加強勞動者的自我紀律、改變資本主義社會陳舊的、完全無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懶方法的首要工具，通過報刊來揭露各個勞動公社經濟生活中的缺點，無情地抨擊這些缺點，公開揭露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切毛病，從而呼籲勞動者的輿論來根治這些毛病。”[8]他指出，報刊不同這些“資本主義傳統的保持者”作鬥争，就是沒有盡到自己職責；隻要默不作聲地容忍這樣的工廠，就不是共産主義者的刊物。從根本性質的角度對報刊批評、揭露的職責進行了論述。

二、理念廓清· 實現無産階級的新聞自由

列甯對于新聞自由的認識經曆了不同的階段。在推翻沙皇統治，奪取政權時期，列甯傾向于認同資産階級的新聞自由理念。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面對國内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國際上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無産階級報刊的大肆抹黑，列甯對于資産階級新聞自由的實質，以及本國所要奉行的新聞出版自由“是什麼樣的出版自由？是幹什麼用的？是給哪一個階級的？”[9]，以及如何實現無産階級的新聞自由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詳盡的論述。

首先，列甯明确地從階級性的角度對資産階級新聞自由的虛僞性進行了批判。列甯指出，資産階級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和平等本質上是假的，資産階級國家機關都使用了全部力量，财政大王施展了一切伎倆來取締工人報刊：控告，逮捕編輯（或雇傭兇手來殺害他們），禁止郵寄，沒收紙張等。此外，日報所需要的新聞都掌握在資産階級電訊社手裡，廣告又由資本家‘自由’支配，而大型報紙沒有廣告是不能彌補虧空的。總之，資産階級正在用欺騙，用資本和資産階級國家的壓力，來取締革命無産階級的報刊。”[10]在《關于出版自由的決議草案》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産階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報紙的自由，就是由資本家霸占一切報刊。”所以，“隻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紙張被資本家霸占，隻要資本還有統治報刊的權利，這種自由就是一種欺騙。”[11]

因此，列甯認為，要徹底地實現出版自由，必須全部查封資産階級的報紙，“使報刊擺脫資本的控制，把造紙廠和印刷廠變成國家的财産，讓每一個達到一定人數（如1萬人）的公民團體都享有使用相當數量的紙張和相當數量的印刷勞動的同等權利”[12]，在物質上保證群衆享有出版自由。

同時，列甯清晰的認識到廣告是報紙的主要物質基礎。他一方面反對禁止在報紙上刊登廣告的觀點，另一方面也對報紙中的廣告進行了一定的限制，列甯于1917年11月21日簽署了《關于國家統一管理廣告業務的法令》。該法令“宣布在定期報刊、書籍和戲單上刊登有價廣告的業務，向書亭、郵局以及向其他單位散發廣告的業務，均由國家統一管理。”[13]通過對廣告的壟斷，保證蘇維埃政府的出版自由不具有虛僞性，避免廣告對無産階級報刊的控制和對資産階級報刊的支持。

列甯在本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創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新聞實踐的新觀點、新理念，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注入了新鮮的、來自實踐的血液，并在實踐中不斷得到檢驗，不僅有效指導了本國的新聞實踐，也對我國無産階級新聞事業的發展發揮過重要作用。如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在步入新的時期，于此同時，新的輿論環境下所出現的思想多元、意識形态複雜化、輿論紛争、新聞職業道德與倫理失範等問題，對我國做好意識形态和輿論引導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應對挑戰，事關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因此，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我們或許應當從理論層面入手，重新研讀和分析無産階級革命導師們的經典論述，從中進一步挖掘理論精髓，尋找解題思路，推動我國新聞事業的良性運轉。